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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书法史料选辑

 作者:袁其微 骆建宏

黄帝史臣仓颉造字说

文字是历史的产物,是人类进入文明史阶段的产物。在文字产生之前,人类生活中的主要交际工具是有声的语言,但是语言要受一定空间和时间的限制。因此,社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仅以语言作为交际工具,已经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要求,需要把语言记录下来,传达给生活在不同空间和时代的人们。于是书面语言——文字即因社会的需要诞生了。作为中华民族通用的汉字之产生与发展,应当说是经历了更为复杂的历程。据专家推论,至少已有四五千年的历史。迄今发现形成体系的早期汉文字——殷商甲骨文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可以想见汉字的萌芽时期,一个字一个字的创造,到形成体系,可以较完整地记事、记言,一定经历了漫长的岁月,至少需要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关于最初创造汉字的传说甚多,其中最普遍的是黄帝史臣仓颉造字,虽为传说,书史中屡见于文献,不能说毫无根据,因为文字产生以前的历史,只能靠传说存世。关于黄帝的传说,分布甚广,今山东、山西、河北、陕西等地,都流传有黄帝活动的事迹,其中也涉及到今北京地区。《史论·五帝本纪》云:“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又云黄帝曾邑于“涿鹿之阿”,此涿鹿在什么地方,据《史记集解》和《史记索隐》中所提出的看法,均认为在“上谷”,而古代的上谷在今河北怀来县东南,也就是说黄帝曾在这里居住过。

据唐代杜佑撰的《通典·州郡》记载:“秦灭燕,以其地为渔阳、上谷、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北宋乐史编著《太平寰宇记·河北道·幽州》中也说:“始皇灭燕,置三十六郡,以燕都(蓟城)及燕之西陲为上谷郡”。清代学者全祖望在《汉书地理志稽疑》据《水经注》记载,认为秦置燕都五郡,皆燕旧置以防边也,渔阳四郡在东,上谷在西。(详见《北京通史》一卷P131)

这个地方既是秦汉时期郡国的边防重地,又是北方民族矛盾集中,经常发生战争的地区。匈奴经常在此地侵入或被击败退出。秦末农民起义爆发后,原六国贵族及地方豪杰亦乘机而起,纷纷建立反秦割据武装,“上谷卒史韩广曾率兵北略燕地,并曾自立为燕王。”有关黄帝最著名的传说,是黄帝与炎帝的“阪泉之战”及黄帝与蚩尤的“涿鹿之战”。阪泉,地名,汉代属上谷郡,其地在今河北怀来县东部及京郊延庆县西部一带。今延庆尚有阪山、阪泉村,当地有一泉称“阪泉”,相传黄帝与炎帝的“阪泉之战”,即发生在此地。据《列子·黄帝篇》说,这场战争十分激励,黄帝率熊、狼、豹、虎为前驱,以雕、鹰、鸢为旗帜,同炎帝大战于阪泉之野,结果炎帝大败。(见《列子黄帝篇》)

另一场战争是黄帝与蚩尤的“涿鹿之战”,战场在涿鹿。在今河北境内。据《史记·五帝本纪》载:当时“蚩尤作乱,黄帝联合其它诸侯与蚩尤进行战争,蚩尤大败,最后擒杀蚩尤。”(详见《北京通史》第一卷P22-23)

仓颉,如为黄帝史臣,为了记录当时的史事,积极创作文字,也是完全可能的。关于黄帝史臣仓颉造字之说如:

《孝经纬援神契》云:“三皇无文,至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迹,知分理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

《韩非子·五蠹》第四十九:“仓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厶(私),背厶者谓之公。”
《吕氏春秋》:“史皇作书,仓颉氏也”,又云:“仓颉造大篆”。
《淮南子》:“史皇产而能书。”
《孝经纬援神契》:“奎主文章,仓颉仿象。”
《论衡》:“见鸟迹而知书,天非以鸟迹命仓颉,而仓颉起鸟迹也。”又曰:“造端更为,前始未有,若仓颉作书是也”。“天地为图书,仓颉作文字,业与天地同,指与鬼神合。”

《说文解字·叙》:“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相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等等。

但就汉字发萌时期的情形,绝不是仓颉一个人创造的。《史记·世本》就有:“沮诵、仓颉作书”之说。卫恒《四体书势》也说:“昔在黄帝创制造物,有沮诵仓颉者,始作书契,以代结绳。”并赞曰:“黄帝之史,沮诵仓颉,眺彼鸟迹,始作书契,纪纲万世,垂法立制……。”

《路史》还有“黄帝命沮诵作云书”之说。为什么很多人只提仓颉而不谈沮诵呢?段玉裁解释说:“诸多言仓颉,少言沮诵者,文略也”。事实上,除仓颉、沮诵外,古籍中还有众人造字之说。如《墨薮》有数说:“黄帝时卿云常见,郁郁纷纷,作云书。”“少昊以鸟纪官,作鸾凤书,文章衣服,皆以为象。”“科斗书同科斗之名,饰之以形,不知年代,或云颛顼高阳氏所制。”“高辛氏以人纪事,像仙人形书,车器衣服皆为之。”“陶唐氏因轩辕灵龟负图,作龟书。”

《路史》也说:“颛顼在位,文龙负图,于是书科斗。”“少皋即位,五凤适至,爰书鸾风。”《金壶记》说:“高阳氏状科斗之形,作科斗书”……以上或多有附会,但众人造字之说,当比单提仓颉造字或沮诵仓颉二人造字之说更为合理。故《荀子》有论:“好书者(这里指初造汉字的人)众矣,而仓颉独传者,一也。”又说:“好稼者众矣,而后稷独传者,一也。”(见《荀子·解蔽篇》第二十一)。《中国古文字学通论》作者高明说:“当时荀卿并不认为文字是仓颉一人所造,正如种庄稼并非始于后稷一样。先有许多人从事,只是由于仓颉、后稷能一于其志,不乱异术,做出了较大的成绩,故而得到独传。但在后来的《吕氏春秋》和《韩非子》中,则不言‘好书者众’,而只讲‘仓颉作书’了。尤其是汉代,如《淮南子》和《论衡》等书,不仅讲‘仓颉造字’,而且说‘仓颉四目,已近乎神奇。’更有甚者,汉代纬书《春秋元命苞》谓其‘生而能书,及受河图录字,于是穷天地之变,仰奎星环曲之势,俯察鱼文鸟洞,山川指掌,而创文字’,可见,这一传说自战国至两汉,愈演愈神奇……,无任何科学根据。就目前所能见到数以千计的古汉字形体而论,绝非一人一时所能创造,而是广大群众集体智慧的结晶”。

章草早期的传承者——崔瑗

崔瑗,东汉章帝建初三年——东汉顺帝汉安二年(78—143年)。字子玉,涿郡安平人。汉代出身高门,家学渊博。他的父亲崔骃,是汉代著名的文学家。崔骃之高祖崔朝,在西汉昭帝时期曾官幽州从事,因谏幽州刺史不要与燕刺王刘旦通谋作乱有功,擢为侍御史。骃的曾祖崔静,历任四郡太守。骃的祖父,崔瑗的曾祖崔蒙王莽时为郡文学,幽州刺史曾举荐其为贤良,蒙因其兄、母曾在王莽新朝受宠,有愧汉朝,辞归不仕,在家著书,有《周易林》六十四篇传世。崔骃十三岁时就能解《诗》、《易》、《春秋》,后来能尽通古今训诂百家之言,博学多识,尤善著文章。少游太学,与班固、傅毅齐名。元和中,汉章帝巡狞,崔骃上《四巡颂》称颂汉德,以文辞典雅著称,著有《婚礼结言》、《酒警》等文,并学扬雄《解嘲》而自作《达旨》以明已志。汉和帝初,窦太后临朝,外戚窦宪揽权骄恣。骃数次谏言而不纳。永元四年(92年)归家后去世。

崔瑗当时仅14岁,他生长在这样一个世家环境里,少年时即锐志好学。18岁至洛阳,与《说文解字》的作者许慎同师古文经学家贾逵,后又结识古文经学大师马融和大科学家张衡。往来甚密,特相友好。他生性刚烈,其兄崔章被人杀害,他亲自手仞仇人,亡命他乡,以是一直仕途坎坷,65岁时才以“宿德大儒,从政有迹,不宜久居下位”的理由迁为济北相,但第二年又被诬陷下狱。经他“上书自讼,得理而出”。然一气之下,得病而去世。临终遗命留葬洛阳,并嘱其儿子崔寔说:“夫人禀天地之气以生,及其终也,归精于天,还骨于地,何地不可藏形骸,勿归乡里,其瑁赠之物,羊豕之奠,一不得受。”可见其孤高耿介之胸怀。

崔瑗在文学方面,能秉承家学,善为书、记、碑、铭等文体,著有赋、碑、铭、箴、颂、及《七苏》、《南阳文学官志》、《叹辞》、《移社文》、《悔祈》、《七言》、《草势》等五十七篇。其中《南阳文学官志》著称后世,当代文学之士自以为不如。(详见《北京通史》第一卷P210)

崔瑗不仅以文学闻名,更以书法享誉后世,影响深远。尤其擅长章草、小篆。

其章草师承杜度。杜度是东汉京兆杜陵人,南齐萧子良谓其本名杜操,为避魏武帝讳,后人改称其为杜度,是御史大夫杜延年之曾孙,章帝时为齐相。史传汉章帝令他以章草奏事,唐人张怀瓘《书断》卷上说:“杜度善草,见称于章帝,上贵其迹,诏使草(章)书上事。”其章草风格,略如三国韦诞所评:“杜氏杰有骨力,而字画微瘦,若霜林无叶,瀑水迸飞。”《书断》列其章草位为神品。韦续《墨薮》列其章草为上之上品。

崔瑗学杜氏书而另辟蹊径。韦诞谓崔瑗章草“书体甚浓,结字工巧。”晋卫恒《四体书势》说:“崔氏甚得笔势,而结字小疏。”南梁袁昂《古今书评》说:“子玉书危峰阻日,孤松一枝,有绝望之意。”梁庾肩吾《书品》列其章草上之中,排在杜氏之前。张怀瓘将其章草与杜度同列为神品,并在《书议》一文中评曰:“章草以崔瑗为第一。”元郑杓《衍极》卷二《书要篇》评曰:“崔瑗之书,高明精粹,非魏晋所拟议。”惜其遗迹绝少。《淳化阁贴》第二册有东汉崔子玉草书札《贤女贴》,共5行35字,其文为“贤女委顿积日治此为忧悬憔心今已极佳足下勿复忧念有信来数附书知闻以解其忧。”清人张得天(照)鉴为唐人书,说“字亦非汉”看来实属今草,不可能是崔瑗之作。其流传于南方的书迹更少,能得到崔书摹品都不容易。早在南北朝时就有此种议论。如梁庾肩吾《书品》说:“崔子玉擅名北中,迹罕南渡,世有得其摹书者,王子敬(献之)见而称美,以为功类伯英。

崔瑗章草直接的传承者是其子崔寔,寔字子真,生年不详,卒于东汉灵帝建宁年间(168—171年),桓帝初曾拜议郎,五原太守、辽宁太守。“沉静、好典籍、博学、有俊才”文学书法皆能传其家学。是桓帝时期的政论家与书法家。著有《政论》一文,大胆批评时政,“所谓政叙垢玩,上下懈怠,风俗凋弊,人庶巧伪”。当世称之谓“指切实要,言辨而确。”著名学者仲长统云:“凡为人主,宜写一通,置之座侧。”(详见《北京通史》卷一P211)又因他精通儒家经典,曾和诸儒生共同杂定《五经》,著有碑、论、箴、铭、答、七言、文、表、记、书等凡十五篇。崔寔书法,直承乃父,尤善章草。梁庚肩语《书品》列其中之上品,并曰“子真俊才,门法不坠。”唐李嗣真《书后品》列其上之下。张怀瓘《书断》卷下论其章草“雅有父风,兼工隶、行”,《九品书人论》列其行书和隶书中之下。《后汉书》卷五十二有传。

汉代继传崔瑗章草最著名的书家是张芝(伯英),史传张伯英师承崔、杜,杜度是汉章帝时期(76—88年)著名书家。而张芝虽生年不详,约卒于东汉献帝初平三年(约192年),虽可能受杜影响,但不可能直接向杜度学习草书。从前引梁庚肩吾所述,张芝章草更多地是得力于崔瑗。张怀瓘也说:“子玉文章盖世,善章草,点画之间,莫不调畅,伯英祖述之。”被后世称之为“草圣”的张芝,原籍敦煌,其父张焕在东汉时官至太常卿,伯英从其徙居离长安较近的弘农华阴。史传张芝“幼而高洁,勤学好古,经明行修,朝廷以有道征,不就,故时称张有道。”“好书,凡家之衣帛,皆书而后练。”尤善章草,有“龙骧豹变,青出于蓝”之誉。又在章草基础上创为今草。但张芝在与朱宽书中自谓:“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罗、赵有余。”罗指罗晖,字叔景,东汉京兆杜陵人,官至羽林监;赵指赵袭,字元嗣,东汉京兆长陵人,曾任敦煌太守,二人齐名,同工章草。卫恒《四体书势》说:“罗叔景、赵元嗣者,与张芝同时,见称于西州。”庚肩吾列他二人章草中之下品,远不及崔、张。故张芝在与朱宽书中有:“下方罗赵有余”之语。也可以说,前句“上比崔、杜不足”是对师的谦称,下句则是自知之直述。张芝草书,刻苦功深,“池水尽墨”,达于高度精熟、游刃有余的境界,在东汉后期,学其草书者,风靡一时。当时光和间的辞赋家赵壹,有《非草书》一文,虽是卫儒弘道,非议时风之论,却描述了崇尚张芝草书的狂热情景。如谓:“余郡有梁孔达、姜孟颖者,皆当时之彦哲也。然慕张生之草书,过于希孔颜焉。孔达写书以示孟颖,皆口诵其文,手楷其篇,无怠倦焉,于是后学之徒,竟慕二贤,守令作篇,人撰一卷,以为秘玩。余畏其背经而趋俗,此非所以弘道兴业也。”“夫杜、崔、张子,皆有超俗绝世之才,博学余暇,游手于斯,后世慕焉,专用为务,钻尖仰高,忘其疲劳,夕惕不息,仄不暇食,十日一笔,月数丸墨,领袖如皂,唇齿常墨,虽处众座,不惶谈戏,展指画地,以草刿壁,指爪摧折,见腮出血,犹不休辍……。”当时草风渐形,大势所趋。赵壹虽非议草书“盖伎艺之细者耳”,“乡邑不以此较能,朝廷不以此科吏,博士不以此讲试,征聘不问此意,考绩不课此字,善既不达于政,工拙不损于治。”狂习张草者风靡不止。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说:“姜诩、梁宣、田彦和及司徒韦诞,皆伯英弟子。”

学有大成者如索靖,又成为另一代章草的传承者。索靖西晋著名书法家,三国蜀后主延熙二年一晋惠帝太安二年(239-303年)历官尚书郎,酒泉太守等职,又曾官征西司马,人称索征西。善草书、八分,尤精章草。与尚书令卫瓘齐名,其章草皆师承张芝。南齐王僧虔《论书》说:“索靖,字幼安,敦煌人,散骑侍郎常侍张芝姊之孙也。传芝草而形异,名其字曰银钩虿尾。”梁武帝《古今书人优劣评》喻索靖书“如飘风忽举,鸷鸟乍飞。”唐李嗣真《书后品》列索靖书为上之中,与崔瑗、张芝同品。并评云:“索有《月仪》三章,观其趣况,大为遒竦,无愧珪璋特达,犹夫聂政、相如千载凛凛为不亡矣。”张怀瓘《书断》卷中列索靖章草亦为神品,又云:“靖草绝世,学者如云。”《宣和书谱》卷十四云:“靖以章草名动一时,学者宗之。”“王廙尝得靖书,每宝玩之,遭永嘉丧乱,乃四叠缀衣中以渡江。”是以影响至东晋诸家。北朝名门望族崔、卢两家,世代皆同传索靖章草。正如《北史》卷二十一《崔浩传》曰:卢谌(范阳人)“与清河崔悦并以博艺齐名,谌法钟繇,悦法卫瓘,而俱习索靖章草,世不替业。”可见汉代章草,自崔瑗以后,留传有绪,影响极为深远。

崔瑗不仅是章草早期的传承者,还是最早见于书史的书论家。其《草势》(又称《草书势》)也影响很大。是早期评论书体、书势及书法艺术审美观的开拓者。兹将其《草书势》全文录如下:

“书契之兴,始自颉皇,写彼鸟迹,以定文章。爰暨末叶,典籍弥繁,时之多僻,政之多权,官事荒芜,剿其墨翰,惟多佐隶,旧字是删。草书之法,盖又简略,应时谕指,用于卒迫,兼功并用,爱日省力,纯俭之变,岂必古式。观其法象,俯仰有仪,方不中矩,圆不副规。抑左扬右,兀若竦崎,兽 鸟 ,志在飞移,狡兔暴骇,将奔未驰,或黝□ 。状似连珠,绝而不离,畜怒怫郁,放逸生奇。或凌邃惴栗,若据高临危,旁点邪附,似蜩螗据枝。绝笔收势,余綖纠结,若杜伯揵毒,看隙缘 □,腾蛇赴穴,头没尾垂。是故远而望之,摧焉若阻岑崩崖;就而察之,一画不可移,几微要妙,临时从宜,略举大较,仿佛若斯。”

后来者如东汉蔡邕的《篆书势》,西晋成公绥的《隶书体》,索靖的《草书势》,以及卫恒的《四体书势》之文体,形式也都是效法崔瑗,与梁代的书评都属于直观感觉的物象比拟,虽然孙过庭《书谱》对这种评论书法艺术的方法有非议,所谓“诸家势评,多涉浮华,莫不外状其形,内迷其理。”但在早期的书法论坛中,已实属非易。

崔瑗不仅精于章草,还精于小篆。唐李嗣真《书后品》列其小篆为上上品,并云:“崔氏爰效李斯,点画如铁石,传之后裔,厥工亦茂。若校之文章,则《三都》、《二京》之比也。”《书断》列其小篆为妙品。元郑杓《衍极》卷二《书要篇》刘有定注:“崔瑗篆法尤妙,有《河间相张衡碑》,及篆《缶上卒右铭》。”

古隶·八分·王次仲

隶书虽有古隶、今隶、秦隶、汉隶、佐书、八分等许多不同的名称,但主要是“古隶”和“八分”之别。而古隶起于何时何人,八分又起于何时何人,以及隶书的产生与大、小二篆的关系则众说纷纭。有的说(古)隶书起于秦代,如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叙》说:“秦始皇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是也。是时秦灭经书,涤除旧典,大发隶卒、兴戌役,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趣约易,而古文从此绝矣。”晋卫恒《四体书势》说:“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难成,即令隶人佐书,曰隶书。”至于是何人,又如何初作隶书的,较早的论者是东汉蔡邕,在其《圣皇篇》中说:“程邈删古立隶文。”以其语过于简略,后人多有补充解释。南北朝时,宋人羊欣在其《采古来能书人名》中说:“秦狱隶程邈,善大篆,得罪始皇,囚于云阳狱,增减大篆体,去其繁复,始皇善之,出为御史,名其曰‘隶书’。”梁庚肩吾《书品》说:“寻隶体发源秦时,隶人下邳( )程邈所作,始皇见而奇之,以奏事繁多,篆字难制,遂作此法,故曰隶书。”唐张怀瓘《书断》说:“按隶书者,秦下 人程邈所造也。邈字元岑,始为衙县狱吏,得罪始皇,幽系云阳狱中,覃思十年,益大、小篆方圆而为隶书三千字,秦始皇善之,用为御史,以奏事繁多,篆字难成,乃用隶字,以为隶人佐书,故曰隶书……。”《甄丰六书》曰:“四曰佐书,是也。秦造隶书以赴急速,惟官司刑狱用之,余尚用小篆焉。”元人吾衍说:“秦隶者,程邈以文牍繁多,难以用篆,因减小篆便用之法,故不为体势,若汉款识,篆字相近,非有挑法之隶也。”此论已指出古隶与“八分”之别。元人郑杓《衍极》,刘有定注说:“程邈亦参定篆文,增衍隶佐,趋时便宜。”并注曰:“程邈,字元岑,下 人,与李斯等参定篆文,后得罪始皇,幽系云阳狱。邈于狱中覃思十年,变大篆、易小篆,为隶书三千字奏之,始皇出之,以为御史。”

以上诸说,分别在某些方面作了解释或补充。总的来说,是肯定秦时程邈变大、小篆而作隶书。但在隶书所起时代上也有异论。如郦道元《水经注》载:“临淄人发古冢得铜棺,前和外隐起为字,言齐太公六世孙胡公之棺也,唯三字是古,余同今字(指隶书)。”证之隶书出古,非始于秦时。(今人张启亚先生为洪钧陶《隶字编》所作代序中解释:“铜”一作桐,“和”是棺的前头。“前和”即棺的两头。)唐张怀瓘对《水经注》所载表示怀疑说:“按胡公者,齐哀公之弟靖胡公也,五世六公计一百多年,至(周)宣王之朝,大篆(指籀文)出矣,又五百余载,至始皇之世,小篆出焉,不应隶书而先小篆,郦道元之说恐未可凭也。”陶宗仪《书史会要》则另有看法,如说:“按胡公先始皇已四百余年,何为已有隶法,岂是书元与篆籀相生,特未行与世,邈知此体,乃自作一家法而上于秦以解云阳之难乎!”唐代的封演在《冯氏见闻录》中说:“按此(指《水经注》所说书隶在春秋之前),但(诸)侯国或用或不用。程邈观其省易有便于时,故修改而献,非创造。”唐代杜光庭的《辨隶书所起》一文中认为“隶书之兴,兴于周代……当时未全行,犹与古文相参。自程邈以来,乃拨古文,全用隶体,故程邈擅其名,非创作也。”实际上,无论篆、隶、草、楷,任何一种字体都是经历了从孕育、萌生、发展、成熟的渐变过程,古隶书也是如此。中国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后数十年中,考古工作在全国各地发掘出来不少有关篆书向隶书过渡的墨迹。其中不仅有秦汉简牍、帛书,还有春秋战国时期的。如1975年湖北睡虎地出土的秦简,为先秦昭襄王五十一年(前256年)的竹简,约1942年在长沙弹子库楚墓出土的战国晚期的墨写帛书,1953年在长沙仰天湖楚墓发现的战国后期的竹简,1956年在河南信阳长台关楚墓发现的战国末年的竹简,1980年在四川青川出土战国早期的曾侯乙墓的简书,1965年前后数次在山西侯马出土的侯马盟书等,都是秦始皇时代以前的墨迹,是从古文向隶书过渡的作品,表现了不同程度的隶化。其中较早的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侯马盟书(如图一),虽然还都是古文字,但已明显地趋向隶化,如便捷、增减笔划,并渐趋平直,偏旁简写并由“象形”向“符号化”转变等。至战国晚期的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简(如图二),笔划更趋平直。其中《法律问答》的字形趋向整饬与平扁。《秦律杂抄》的字形和点画已有了“俯仰之势”,不少字的结构已在篆隶之间。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一方面焚书坑儒,“涤除旧典”,一方面又书同文字,命李斯等作小篆,推行天下,但正如卫恒《四体书势》所说:“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难成,乃令隶人佐书。”本来秦统一前,六国古文与东周及先秦使用籀文的并行中,民间与下层官吏为了便捷已逐渐出现了不少简化的“异体字”,以及前面所述种种“隶化”的趋向。作为既是狱吏又精通大篆(果真如上所说曾与李斯等参定篆文)的程邈,完全有可能在狱中苦心积虑选出当时常用的三千字在已渐趋“隶化”的基础上进一步整理,相对地使之规范化、统一化,形成比小篆更为便捷适用的隶书献给秦始皇。虽然当时已有了小篆,还只适于金石碑刻等严肃场合,却不适于日益繁增的奏章及官用来往文书。程邈献书正迎合始皇对应用文字书写的急求心理,程邈不但由此获释,而且由下层狱吏擢升为御史。从书法史的角度看,也意味着“隶书”的诞生。尽管在此前数百年,隶书早已孕育、萌芽,还只是滥觞时期。程邈事理之功,即便不称创造,实亦功不可没,故能载名书史。但其所作隶书三千字用何方法,如何传世,已不得而知。后人述之,所谓“删古立隶文”、“增减大篆体。”“少者增益,多者损减;方者使圆、圆之使方”等,也只能略示梗概。秦世短祚,前后仅十几年,程邈献书时已是秦末,当主要流行于西汉时期,包括秦代及其以前和篆隶之间的书迹,都可称之为古隶。西汉传世的隶书金石也很少,出土的秦汉简牍为我们提供了可信的参考依据。尤其是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墓中出土的一千多枚秦简。刚出土时有人以为是西汉时代的,经研究才确定是为秦隶。这批简书与西汉早期隶书无大差异。

总的来看:较成熟的古隶与篆书相比,有以下几个特点:
1、 删繁损复,可以说体现了蔡邕所说的一个“删”字。
2、 字形由纵势趋向方形或扁平的横势。
3、 点画由弯曲趋向平直。
4、 古文中保留着的“象形”成分(特别是偏旁部首)渐趋符号化。
5、 到后期已出现了较明显但不太规范的波磔。如河北定县四十号汉基中的西汉简《古佚书》已俯仰分明,俨然汉隶。(详见张启亚先生《论隶书的源流》)。

波磔的出现是成熟“八分”汉隶的基本因素之一,所以说在古隶发展过程中已经孕育了“八分”。近人马宗霍《书林藻鉴》说:“观永平开通褒斜道刻石及章和洗铭,一则寓散于整,一则含纵于密,渐导八分之先路。安和以降,如永元雁足灯款。延光耿氏灯款及太室石阙铭,仙集留题、北海相景君铭,则八分已成。至桓灵之际,八分大盛。如《武班》、《武氏石阙》、《杨孟文》、《百石卒史》、《李孟初》、《孔谦》、《韩敕》、《郑固》、《仓颉庙》、《淮源庙》、《孔庙》、《华山庙》诸碑,皆桓帝时石也。《武荣》、《杨统》、《张寿》、《衡方》、《杨著》、《郭泰》、《史晨》、《柳敏》、《厦承》、《西狭》、《甫阝阁》、《孔彪》、《杨震》、《杨淮》、《繁阳令》、《鲁峻》《耿勋》、《韩仁》、《尹宙》、《校官》、《白石神君》、《郑季宣》、《曹全》、《张迁》诸碑,皆灵帝时石也。虽结体或方或圆、取势或肆或敛,莫不俯仰委迤,雍容揖让。”

卫瓘及卫派书风之影响

卫瓘,东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晋惠帝永康元年(220—291年)。河东安邑(今在河南)人。其父卫 ,字伯儒,约在东汉桓帝——三国魏太初三年(155-229年),为魏尚书、仆射,湓敬侯,三国魏著名书法家。《三国志·魏志本传》说:“ 好古文、鸟篆、草隶,无所不善。”所传书迹,惟存《受禅表》,历来学者有异议,但严可均、康有为、胡小石、马宗霍等依据《古文苑》所载:“闻人牟准《卫敬侯碑阴》魏群臣上尊号奏,钟元常书;魏受禅表,卫 金针八分书。”认为是卫 所书。“ 在魏文帝时曾任尚书,不久还汉朝为侍郎,劝赞禅代之议,为文诰之诏。文帝践祚,复为尚书,封阴吉侯。”作为魏之重臣,亲自书碑《受禅表》是完全可能的。正如马宗霍《书林藻鉴》所说:“其实钟繇之名既重,敬侯卫 本工古文,又擅八分,独与元常抗席,魏之开国两碑《上尊号》及《受禅表》遂以分数钟、卫。”宋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说:“河东卫 ,善草及古文,略尽其妙,草体微瘦而笔迹精熟。” 子瓘,字伯玉,晋代著名书法家,曾为西晋太保,累官至司空。《北京通史》卷一谓:“晋武帝泰始七年(271年)8月,卫瓘为征北大将军,都幽州诸军事,同时兼任幽州刺史”。在此期间,颇有政绩,“当时幽、并二州,东有务(乌)桓,西有力微,并为边患。卫瓘至镇,离间二虏,遂致嫌隙,于是务桓降,而力微忧死。”卫瓘又建议“分幽州东部昌黎、辽东、玄菟、带方、乐浪置平州,直至西晋末年不改。”《晋书·卫瓘本传》谓其“学问深情,明习文艺。与尚书郎敦煌索靖俱善草书(章草),时人号为一台二妙。”二人草书同师法张伯英。论者谓瓘得伯英筋,靖得伯英肉。卫瓘自称:“我得伯英之筋,(卫)恒得其骨,(索)靖得其肉。”《晋书·索靖传》说:“瓘笔胜靖,然有楷法远不及靖。”今人评:“作为书法创作,法只是基础,有笔有筋,才有意趣。(见《中国书法大辞典》)”梁武帝萧衍《草书状》有“其(指草书)先出自杜氏(度),以张为祖,以卫为父,索(靖)、范(怀约)者,伯叔也,二王父子,可以为兄弟,薄绍之为庶息,羊(欣)为仆隶”之议。肯定了卫瓘草书在书史上的地位。梁庚肩吾《书品》列卫瓘为上之下。唐李嗣真《书后品》列卫瓘书为上之中。张怀瓘《书断》卷中列卫瓘章草为神品,其小篆、隶、行草入妙品。并赞曰:瓘“天资特秀,若鸿雁奋六翮,飘飘乎清流之上。率情运用,不以为难。”时议“放手流便过索靖,而法则不如之。”南齐王僧虔《论书》云:“张芝、索靖、韦诞、钟会、二卫并得名前代,古今既异,无以辨其优劣,惟见笔力惊绝耳”。

卫瓘不仅是兼工各体的书法家,还能兼学古人之长,是颇有创意的书法家。其章草学张芝而自成风格,与索靖抗席。学篆书也能在继承其父古文的基础上有所变化。马宗霍《书林藻鉴》说:“瓘承父 , 传古文,则瓘亦能篆也。”《魏书本传》谓 善鸟篆,而宋梦英则谓:“瓘作柳叶篆,其迹类薤叶不真,笔势明劲,莫能得学。”可见卫瓘在篆书方面也能在继承其父的基础上自辟蹊径。更值得一提的是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中所谈到的卫瓘“更为草藁”也应当说是书史上的创举。按:古代“藁”即今之“稿”字,“草稿”又称“稿书”,实有两义:

1、 指作文先要起稿,其文多涂改潦草。张怀瓘《书断·草书》谓:“王愔云:‘稿书者,若草非草,草行之际’非也。按:稿亦草也,因草呼稿,正如真正书写而又涂改,亦谓之草稿,岂必草行之际谓之稿也……。楚怀王使屈原造宪令,草稿未成,上官氏见而欲夺之。又董仲舒欲言灾异,草稿未上,主父偃窃而奏之,并是也。”也就是说,草书之先,因于起草。明人赵宦光以颜真卿《争座位》、《祭侄稿》为稿草之代表作。

2、 指卫瓘所创的一种书体。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说:“ 子瓘,字伯玉,为晋太保,采张芝法,以 法参之,更为草藁,草藁相闻书也。”元郑杓《衍极》卷二《书要篇》刘有定注:“晋卫瓘采张芝及父 法而作,盖草书之带行者,又名‘草稿’”。《古今法书苑》附《陆深总论》说:“张伯英之法,谓之草书(当指张芝所创今草),卫瓘复采芝法,兼乎行书,谓之‘稿草’”。《中国书法大辞典》“相闻”书条:“草书近行者……宜用于书函尺牍的赠答往来,故名。”据以上诸说,可知卫瓘所创之草稿,乃是在张芝今草的基础上,参其父卫 笔法及汉末以来已流行的行书而创的一种介于草、行之间的书体,实际上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行草”。既有别于章草或今草,又有别于一般行书,此体用于来往书札,更为便捷,所以又叫“相闻书”。

卫瓘还是魏晋时期书法艺术卫氏家庭世传的关键人物,在卫氏家庭中起着承先启后的作用。其子卫恒,字巨源,官至黄门侍郎。《晋书本传》说他善草、隶书,为《四体书势》。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谓:“瓘子恒亦善书,博识古文。”梁《袁昂书评》谓:“桓书如插花美女,舞笑镜台。”唐李嗣真《书后品》评曰:“卫、杜(预)之笔,流传多矣,纵任轻巧,流转风韵,明健有余,便媚详雅,谅少匹俦。”唐玄度说:“散隶,卫恒之所作也。”张怀瓘《书断》说:“卫恒祖述飞白,造散隶书。开张隶体,微露其白。”“拘束于飞白,潇洒于隶书”。“又善章草及草书(今草)。其古文过于父祖,体含风雅,调合丝桐。探异钩深,悠然独往。博探古今文字,得冢古文论楚事者最妙,恒常玩之。”《九品书人论》列卫恒隶书品上之中。宋梦英说:“恒作云书,笔动若飞,字张如云。”说明卫恒也是与继承先人的基础上,不论是隶书和篆书,都有创意,能推陈出新。恒弟卫宣、卫庭、卫铄,恒子卫璪、卫玠皆有书名。尤其是卫展之女、卫恒从妹、王羲之的启蒙老师、太守李矩之妻卫铄(卫夫人)在继承卫氏家学的基础上,又从钟繇学法于蔡琰(文姬),间接受蔡邕影响,兼善正、行、篆、隶诸体,并撰《笔阵图》七行传世。梁庾肩吾《书品》列其书中之上品,并论曰:“李妻卫氏,出自华宗。”《书史会要》评其书如“插花美女,低昂芙蓉。”

卫氏一门四代,在魏晋时期,形成了典型的书法世家。三国时期,卫 与钟繇比肩,经过晋代卫瓘、卫恒、卫夫人等祖孙三代的宏扬,形成了卫氏书门家风。在此过程中,卫瓘承前启后,克绍箕裘,实为这个书法世家的奠基人。卫氏书派影响极为深远,在两晋南北朝时期,卫氏书风影响到大江南北。在南方,影响了四大家庭中的王氏、郗氏、瘐氏;在北方,影响到崔、卢两大书法世家中号称“北方第一名门”的崔氏以及江氏。卫夫人与王羲之的父亲王旷是中表亲,故王羲之幼时得亲承其教诲。又张怀瓘《书断》说:郗愔“善众书,虽齐名瘐翼,不可同年,其法皆遵于卫氏……。”《北史·崔浩传》载:“崔悦与卢谌,并以博艺齐名,谌法钟繇,悦法卫瓘,而俱习索靖之草。”江式《论书表》说:“臣六世祖琼家世陈留,往晋之初,与父应元俱受学于卫 古篆之法……数世传习,斯业所以不坠。”说明北方崔、江两大世家,均世传卫氏书法。从书法史的角度看,卫瓘与钟繇都是南北书派的共祖,其影响之深远,确非一般。

康有为对此论之尤详:如《广艺舟双楫》传卫第八说:“书家之盛,莫如季汉……于时卫敬侯出,古文实与邯郸齐名,笔迹精熟。今《受禅表》遗笔犹存,鸱视虎顾,雄伟冠时……。伯玉(瓘)、巨山(恒),世传妙笔,伯玉藁书,为简札宗,巨山书势,为书家法……。夫典午中衰,书家北渡,卢家谌、偃、嗣法元常;崔氏悦、潜,继音卫氏……于时有江式者,集古今文字,其六世祖琼实从卫 受古文,强兄顺并擅八体,盖亦世伟卫法者。由斯而谈,然则钟派盛于南,卫派盛于北矣。后世之书,皆此二派……按卫 草体微瘦,瓘得伯英之筋,恒得其骨。然则北宗之书,自当以筋骨为上,其风韵之逊于南,亦其祖师之法然也。《孝文吊比干文》是崔浩书,亦以筋骨硬见长……卫氏之法,几如黄帝子孙,散布海宇于万千年矣。况右军本卫茂漪(铄)所传,后虽改学,师法犹在,故卫家为书学大宗,直谓之统合南北亦可也。”

以传承钟繇索靖书法为主的书法世家——范阳卢氏

我国古代的世家大族大多有世代相传的所谓家学。如南北朝时期在北方仅次于崔氏,号称第二名门的范阳卢氏,即以经学和书法传世。据《北京通史》卷—范阳卢氏家学第一节“范阳卢氏家族源于东汉卢植。至魏晋时卢氏家族渐显,世以儒业渐称”。其先祖卢植,涿郡人,时称海内大儒,为东汉时期文化学术的著名代表人物。年少时即与著名学者郑玄同师马融,传通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好研精而不守章句”,为马融的得意学生。卢植学成后辞归涿郡乡里,闭门教授,远近闻名。涿郡刘备、令支(今河北迁安县西)公孙瓒等,皆出其门下。昂帝熹平四年(175年),诏立太学石经,以正五经文字。卢植上书自荐,征拜为议郎,“与马日磾、蔡邕、杨彪、韩说等并在东观校《五经》记传,补续《汉记》。后任北中郎将。”“汉末董卓乱政,恨卢植不附于已,计加谋害,卢植自洛阳逃归故里,隐居上谷,不交人事。建安中,曹操北征乌桓,过涿郡,谓守令曰:‘故北中郎将卢植,名著海内,学为儒宗,世之楷模,乃国之桢干也。’”(详见《后汉书》卷六十四《卢植列传》)

东汉时幽州郡于黄初中改称范阳郡。至魏晋时范阳卢氏门第渐崇,家风渐立,在学术上成为北方学宗,又是典型的书法世家。三国时,幽州士人卢毓,官至魏司空。到西晋时,卢毓之子卢钦,“世以儒业显,清溪有远识,笃志经史。卢钦曾孙卢谌,‘好老庄,善属文。清敏有理思,早有声誉。才高行洁,为一时所推’,又是著名书法家。其所撰《祭法》、注《庄子》及文集皆行于世。(详见《晋书卷四十四》之《卢钦传》附《卢谌传》)。按:卢谌,晋武帝太康五年——后赵石鉴青龙元年(284-350)。范阳人,字子谅,初为刘琨从事、中郎,后仕赵,为古虎的中书监。据《北史》卷二十一《崔浩传》载”谌与清河崔悦,并以博艺齐名,谌法钟繇,悦法卫瓘,而俱习索靖之草,皆尽其妙。谌传子偃,偃传子邈(邈曾任前燕范阳太守),世不替业。又谌之父卢志亦‘素法钟繇’。”

又据《北京通史》:范阳卢氏真正成为门阀世族,却是在北魏卢玄以后。卢玄是卢谌曾孙,其祖父卢偃、父卢邈,皆以儒雅称。北魏初号称天下之首。当时卢氏家学在北方已有很高地位。北魏神 四年(431年)太武帝征召天下儒俊,以卢玄为首,授中书博士,迁侍郎,本州大中正。从卢玄被召所受到的重视,也可以看出幽州地区文化学术在北方处于领先地位。卢玄子卢度世,族弟卢诞为幽州别驾,其父卢叔仁为幽州主簿、司马。其从子卢遐,年少时即以学行为时人所重。玄孙卢渊,字伯源,小名阳乌,更是北魏一代名流。官至秘书监,幽州刺史,封固安伯。《魏书·卢渊传》称“其先法钟繇书,传世累业,世有能名。曾祖邈以上,兼善草迹。”渊承习家学,又精于书法。为北魏著名书法家。代京宫殿多卢渊所题。卢渊之子卢道将,北魏时曾为燕郡太守;卢道虔,在东魏天平中为幽州刺史;卢道侃曾官幽州主簿。又卢谌曾孙卢循,字子先,也善书法。《晋书本传》谓:“循善草隶。”“自卢玄以后,历北魏、北齐、北周,出自范阳卢氏的著名学者和文人还有卢辩,称世于西魏与北周。少好学,通经籍,举秀才,为太学博士,并为《大载礼记》作注……。卢辩之兄卢景裕,少聪敏,专经为学,不营世事,惟在注解。为当时硕儒。卢道虔之子卢昌衡北魏孝武帝永熙三年——隋炀帝大业元年(534-605),范阳人,字子均,小字龙子,为隋代著名书法家。《隋书》卷五十七《卢思道传》附《卢昌衡传》谓其”博涉经史,工草、行书。“历仕魏、齐、周、隋四朝,性宽厚,有能名。隋炀帝大业初,征为太子左庶子,行诣洛阳,道卒。”唐窦臮《述书赋》评其书云:“昌衡跌宕,率乐而作,虽蔑视而或乖,乃由衷而不作,似野笋成竹,长风陨箨。”其从弟思道,小字释奴,与卢昌衡在宗族中俱称英妙。故幽州人士语曰:“卢家千里驹,释奴、龙子。”被视为卢氏家学的代表。

到了唐代,范阳卢氏后人又出现了卢藏用、卢重玄、卢璟、卢佐元、卢简求、卢知猷、卢传礼、卢汝弼等,皆有书名。

卢藏用,字子潜,唐幽州范阳人,武后长安年间,召授左拾遗,累擢至中书舍人,尚书右丞等,能属文。《唐书本传》说藏用“工草、隶(楷)、大小篆、八分书,士贵其多能。”唐张怀瓘《书断》卷下谓藏用“幼尚孙、薛,晚师逸少。虽阙于功绩,稍闲体艳。八分之制,颇伤疏怯。若况之前烈,则有奔驰之劳,如传之后世,亦有规矩之法。隶、行、草入能品。唐吕总《续书评》谓藏用“八分书如露润花妍,烟凝修竹。”明赵崡《石墨镌华》卷三谓藏用所书八分《唐许公苏环碑》“书法犹有汉魏遗意。”此外,藏用传世书迹还有《汉忠烈纪信墓碑》、《大通禅师碑》。《旧唐书》卷九十四,《新唐书》卷一百二十三皆有传。

卢重玄,唐范阳人,藏用之弟,曾官通事舍人。历司封郎中,亦善书法。宋赵明诚《金石录》载:“唐《杯渡师墓石柱颂》,开元五年(717年)卢若虚撰,卢重玄八分书。”

卢璟,唐范阳人,善篆书。宋赵明诚《金石录》载:“唐寿安县《甘棠馆记》,大历十一年(776年)卢璟篆额。”

卢佐元,唐范阳人。宋赵明诚《金石录》载:“唐《颜杲卿碑》,真卿撰并书。元和中,旧石刓缺,其甥卢佐元重书而刻之”。从此可知唐代范阳卢氏与山东颜氏有姻亲关系和书艺的交流。

卢简求,唐范阳人,字子臧,穆宗长庆元年(821年)登进士第,官历苏、寿二州刺史,太原尹、泾原、渭武、义武、凤翔、河东诸镇节度使,以太子太师致仕。亦善书。宋朱长文《墨池编》载:“唐《延祚寺禅门大德无积碑》卢简求书。”《旧唐书》卷一百六十三、《新唐书》卷一百七十七有传。

卢知猷,唐河中薄人,一说范阳人,字子諅。中进士第,登宏辞,累进中书舍人。僖宗时拜工部侍郎,历太常卿、户部尚书、太子太师。《新唐书》卷一百七十七《卢简辞传》谓:“知猷善书,有楷法。”宋陈思《书小史》谓:“知猷工草、隶。”宋朱长文《续书断》卷下列知猷书入能品。

卢传礼,唐范阳人,官均州刺史。亦善书。宋朱长文《墨池编》载:“唐《令狐楚题郭尊师咒》,卢传礼撰并书。”

卢汝弼,五代后唐时期范阳人,简求子,字子诰,唐景福进士。后依李克用,为节度副使,太原使府有龙果亭,简求节制时,手书诗于亭西壁。及汝弼复为亚帅,每宴亭中,未尝居宾位,西向俯首,人美其有礼,唐庄宗嗣位,承制封拜官爵皆出汝弼。《五代史》称其工书画。《宣和书谱》云:“汝弼留意书翰,作正书取法有归。当五季士风凋蔽,以字画名家者尤少,汝弼能力振所学,诚不易得。”《五代史》卷六十有传。

北京房山云居寺石刻佛经与书迹

从东汉永平十年(67年)天竺高僧迦叶摩腾和竺法兰来到中国洛阳,至南北朝时期,佛法在中华大地上如雨后春笋,寺院日益增多。有诗曰:“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其实,不止南朝,也遍及北方。在众多的禅林寺庙中,北京地区的云居寺以其独特的贡献——佛经石刻饮誉海内外,被称之为“北京的敦煌”。

云居寺位于京郊房山区的白带山下,该山属太行支脉,海拔500多米,因山巅常有白云如带而得名。《大清一统志》载:“房山县西南五十里,本名白带山,其下云居寺,寺北里许,花木葱茏,茅茨掩映,泉声泠然出积石中。”“云居寺始建于隋朝初年,经过一千三百余年的历代修葺,蔚为壮观。依山建筑了五进院落,六重殿宇。中路是天王殿、毗卢殿、释迦殿、药师殿、弥陀殿、大悲殿,左右两路是行宫和僧舍。南北两塔对峙”。可惜在日寇侵华战争中,云居寺横遭劫难,毁于战火。只余下了古塔、碑刻等遗迹。幸而深埋于地穴洞中的石刻经版逃避了战火,得以保存。云居寺的兴建和发展与石刻经版的壮举有密切关系。

隋大业(605-617年)间,僧人静琬(又称智琬、净琬)首创石刻佛经的伟业。他是天台宗北齐慧思大师的弟子,《帝京景物略》记载:“慧思虑东土藏教有毁灭之时,发愿刻石藏经,密闭于岩壑中,以度人劫。”又鉴于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发起的灭佛运动,致使寺院焚毁,经像遗散等沉重的打击和教训,决心以此种方式确保佛经和佛教的发扬光大。慧思62岁圆寂归天,临终之际,将终生未竟之遗愿托付给他十分器重的弟子静琬。静琬秉承师遵遗愿,前后三十余年(605-639年)主持凿刻石经,不辍不息。共刻经卷有《涅槃经》、《华严经》、《金刚经》、《佛遗教经》、《弥勒上生经》、《维摩经》等。在刻经的同时,又在贞观五年(631年)于白带山下创建了云居寺,供养僧侣、研习佛法。还在山侧石壁上开凿石室,将刻好的佛经石板放入(详见《北京通史》卷二)。“每一室满,即以石塞门,用铁锢之。”碑石大多是长方形大理石料,长约250厘米,宽约60厘米。《涅槃经》和《华严经》是两面俱刻,其余为单面刻。静琬所刻146块经版,至今仍镶嵌于华严洞内,为其早期作品,书法端正苍劲,是隋唐初期佳作的代表。

早期刻经大多在每部经的第一石上刻有经题,有的在经末还有题记。迄今发现静琬本人四件刻经题记,其中最早的是唐武德八年(625年)题记。此碑于1989年3月3日在雷音洞前面的石栏板下面发现,长32厘米,宽37厘米,厚10.5厘米,艾叶青石制成。发现时己是残碑,碑体中段,碑阳存文字12行,每行10字;碑阴存文字10行,每行10字。经专家考证研究,此碑是云居寺所有碑刻中仅晚于《大业十二年佛舍利函铭记》的一块有重要史料价值的文物。碑文内容不仅说明静琬刻经的初衷与决心,还留下了供后人发掘整理碑文经版时辩识编排经文顺序的方法。

第二阶段是武周时期继静琬之后,其弟子玄导僧仪、惠暹、玄法等陆续主持的刻经工程。由玄导主持刻造的石经,主要有《大品般若经》、《楞枷阿跋多罗宝经》、《僧羯摩经》、《佛说四分戒本》、《比丘戒本》、《比丘尼戒》。此期间所刻石经题记中存有姓名的有垂拱年间庞德相造《金刚经》、天授三年(692年)刘行舆造《佛说当来变经》、长寿三年(694年)沙门正智造《佛说观弥勒下生成佛经》,以及周奭造《佛说善萨投身饲虎起塔因缘经》等。经版的题记里常有武周时期的新字(即武则天即位后自创之字)。

唐玄宗李隆基继位至穆宗长庆四年(712-824年)的百余年间是房山刻经的鼎盛时期。此间玄宗八妹金仙公主曾奏准赠给云居寺唐代新旧译经四千余卷,又将寺旁麦田、果园及环山林麓赐给该寺作为永久性寺产,以助刻造佛经及日常费用,体现了唐代当时最高统绐者及皇亲国戚的支持,使刻经工程得以顺利发展。此时期的重要碑刻之一是《大唐云居寺石经堂碑》,以现于第一洞。碑文载有静琬第三代传人惠暹继承主持刻经事业的概况。其后第四、五代传人玄法、惠澄又相继主持了第四、五批刻经活动,开始刻了大部头共600卷的《大般若波罗密多心经》,经末题记约有900条,最早的刻于天宝元年(742年)二月八日,为“范阳人李仙药为亡过父母敬造一条、合家供养。”最晚的刻于894年,为“莫(鄚)州邑人等奉为亡人于石经山镌《大般若经》第五百零九卷”。也就是说:这部经终唐一代一百五十余年,共刻了五百余卷(其余八十多卷后由辽代补刻完成)。自隋代静琬开始到唐末三百余年间。

北朝书家中的一僧一道

佛教在东汉时传入中国,最初并没有多大影响,汉末动乱,人民流离失所,精神痛苦,无以寄托,佛教应运而起,逐渐传播开来。经魏晋统治阶级的倡导,至南北朝时达到极盛。“北魏拓拔氏鲜卑起于北方草原,本不尊佛……皇始二年(397年)北魏伐燕后,太祖(道武帝)平中山,经略燕、赵,路经郡国佛寺,曾禁军旅,无有所犯。”(引自《北京通史》)

孝文帝以后,佛教在中国北方大兴,举世闻名的云岗石窟、龙门石窟、万佛洞等皆创建于北魏时期。著名的敦煌石窟和麦积山石窟虽创建于十六国时期。但其兴盛发达也在北魏时期。北魏时幽州是佛教聚兴地区之一。幽州文化带有浓厚的佛教色彩,文人名士多与僧侣交游。当时幽州到处兴建佛教寺院,建造了很多精美的佛像。“幽州蓟城三面环山,清泉纷涌,多有风景胜地,寺庙多择建于山林清幽之处”,其中如北魏孝文帝时期所建的光林寺,即为幽州名刹之一,至北齐仍是佛教活动的胜地。今北京历史博物馆藏有北齐光林寺尼静妃造佛像一座。座背有题记:“天统四年(568年)三月一日,光林寺尼静妃为亡姊造玉像一区(躯),皇帝陛下,一切众生,居同成佛。”据此推测,北魏北齐时光林寺应是一座尼寺,隋代始改为僧寺。北齐文宣帝时,幽燕地区还有一位名著书史的僧人释仙。曾在山西平定东三十余里的石门口长国寺前沿留存有其书写的《报德像碑》,又称《李清报德像碑》,为摩崖石刻,成于北齐天保六年(555年)七月,比光林寺尼静妃为其亡姊所造佛像早13年。魏碑正书三十行,行四十一字,款为李清作,燕州释仙书。王昶《金石萃编》云:“书法高深,为北朝杰作。”《寰宇访碑录》卷二载:“报德像碑,燕州释仙正书,天保六年七月”。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谓:“南北朝碑,书人名者,略可指数,今钩考者,凡得十六人,其中正书各成一体者,列为十家。释仙为其中之一。”并曰:“雅朴莫如释仙。”

《广艺舟双揖·备魏第十》还说:“北碑莫盛于魏,莫备于魏。盖乘晋、宋之末运,兼齐梁之流风,享国既永,艺业自兴。孝文黼黻,笃好文采……晋、宋禁碑,周、齐短祚,故言碑者,必称魏也。”又说:“太和之后,诸家角出,奇逸则有若《石门铭》,古朴则有若《灵庙》、《鞠彦云》,古茂则有若《晖福寺》,瘦硬则有若《吊比干文》,高美则有若《灵庙碑阴》、《郑道昭碑》、《六十人造像》,峻美则有若《李超》、《司马元兴》,奇古则有若《刘玉》、《皇甫辚》,精能则有若《张猛龙》、《贾思伯》、《杨翚》,峻宕则有若《张黑女》、《马鸣寺》,虚和则有若《刁遵》、《司马升》、《高湛》,圆静则有若《法生》、《刘懿》、《敬使君》,元夷则有若《李仲璇》,庄茂则有若《温泉颂》,丰厚则有若《孙秋生》、《长乐王》、《太妃侯》、《吕望》,方重则有若《杨大眼》、《魏灵藏》、《始平公》、靡逸则有若《元祥造像》、《优填王》。统观诸碑,若游群玉之山,若行山阴之道,凡后世所有之体格无不备,凡后世所有之意态,亦无不备矣。”其中所说的《灵庙碑阴》,即寇谦之所书的《嵩高灵庙碑》,北魏太安二年(456年)立,石在河南登封中岳庙。寇谦之正书。碑阳二十三行,行五十字,中间驳落,几及全碑之字。碑阴第一列二十二行;第二列十六行,前三行字大小与第一列同,后十三行字较小与下五列同;第三、四、五、六列,各二十九行;第七列九行。额篆书阳文八字,书法遒紧俊迈。《中州金石考》谓:“字体近拙而多古意。”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列其为高品下,并谓:“寇书嵩高灵庙碑,如入收藏家,举目尽奇古之致。”又云:“奇古莫如寇谦之。”以之比若《宝子》,如:“南碑奇古之《宝子》,则有《灵庙碑》似之”。《广艺舟双楫》卷四《十家第十五》又说:“寇字体兼隶楷,笔互方圆。”且认为源出于隶书《礼器碑》如说:“谦之则韩敕之嗣”。据考:寇谦之(365-448),北魏道士,字辅真,祖籍上谷昌平(今属北京),后迁居冯翊万年(今陕西临潼北),自称是东汉功臣寇恂的第十三代孙。早年倾心慕道,修习张鲁道术未成。后来随成公兴(相传为胶东人,曾指导寇谦之用《周髀算经》,推算七曜,并引寇谦之华山采药服食,入嵩山,修道七载,后曾“清整道教,除去三张伪法,指张陵、张蘅、张鲁之租米钱税及男女合气之术),专以礼度为首,而加之以服食闭练,辅佐北方太平真君(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始光(424-428)中,寇谦之亲赴魏平城(今山西大同)献道书于太武帝,得到重臣崔浩的帮助,在平城东南建立新天师道场,重坛五层,遵其新经之制,后人称为“北天师道”。

《述书赋》及《语例字格》的作者——唐代书法家窦臮、窦蒙弟兄

唐代书论在汉魏晋南北朝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地发展,对后世影响较大的如孙过庭的《书谱》(又称《书谱序》),以“见解精辟”著称于后世;李嗣真的《书后品》,在庾肩吾《书品》分为三等九品的基础上更为十品,增加了逸品,并列于九品之上;张怀瓘更综合历代书论而为《书断》、《书议》、《文字论》、《六体书论》、《论用笔十法》、《玉堂禁经》、《评书药石论》、《书估》等已初成体系。与张怀瓘同时代或略晚于张的窦臮、窦蒙弟兄更以赋体形式,评论了从周代史籀至唐代书家二百余人,窦臮作正文,其史窦蒙为之作注。并为了更好地理解正文,另作《语例字格》,概括了赋文中所使用的审美词汇或词根,又释其意义,堪为窦氏兄弟之首创。

窦臮,约在唐玄宗天宝一唐代宗大历四年(769)以前。范阳人(一说扶风人)。字灵长。曾官范阳功曹,至检校户部员外郎。工书法,善写文章。其兄窦蒙的《述书赋语例字格》中谓臮“翰墨厕张(芝)王(羲之),文章凌班(班固)、马(司马相如)。词藻雄瞻,草、隶精深。平生著碑志、诗篇、赋颂、章表凡十余万言。较其巨丽者,有天宝所载《大同赋》、《三殿蹴踘赋》。以讽兴谏诤为宗;以匡君就时为本。”“及乎晚年,又著《述书赋》,总七千四百六十言,精穷旨要,详辨秘义,无深不讨,无细不闻。征《五典》、《三坟》,考《九邱》、《八索》、《诗》、《骚》、《礼》、《易》,文选词林,犹不尽所知,故别结语立言,典深幽奥。一字一句,数义旁通。”观其《述书赋》,臮堪称是书法艺术早期的鉴赏家和评论家。传世书迹有正书《华阳三洞景昭大法师碑》。明盛时泰在《苍润轩碑跋》中评此碑“在唐人中别有一种风韵骨力,有《瘗鹤》之遗意。”其《述书赋》上、下二篇,综论自上古周代史籀至唐中叶历代书家二百零七人,评论精治。后又论述有关书艺鉴藏的署证、印记、述作、征求宝玩、利通货易三十四人,也是其前人书论中极少涉及之内容。根据其自述“记前后所亲见者,今朝自武德(618)以来迄于乾元之始(758)翰墨之妙,可以入品流者,咸备书之。”另据其兄窦蒙《语例字格》中所说:“(臮)及乎晚年又著《述书赋》。”可见此书当成于758年之后至其去世以前的暮年时期。所评历代诸家都是他曾亲自目睹其传世书迹,否则即便名家也未收入。所谓“定目存于指掌,其所不睹,空居名额,并世所传拓者,不敢凭准,一皆略焉。”所谓“尝考古而阅史,痛贱目而贵耳。”

其首评周、秦、汉之三贤“籀之状也,若生动而神凭,通自然而无涯,远则虹绅结络,迩则琼树离披……如残雪滴溜,映朱栏而垂冰;蔓木含芳,贯绿林以直绳。棨戟弯弧,星流电转。纤逾植发,峻极层巘”等评论。虽仍似汉、晋、南北朝时期诸书势所使用的物象比拟,以属于感性认识的审美语言为主。由汉至唐所评诸书家则使用了非常广泛的理性审美词语、词汇、或词根。如对三国韦诞、虞松、司马师、司马昭、钟会、皇象、贺劭等人之书的评语中,使用了“迹遗情忘”、“神悟”、“体裁”、“简约”、“肌骨”、“丰纾”、“瑰迹”、“雄神”、“超越”、“蹈拙”、“朴质古情”、“瘠而不疏”、“逸而寡礼”等,评晋代诸帝王如司马攸、司马睿、司马衍、司马岳、司马曜;武陵王司马晞、会稽王司马道子之书以及其它晋贤的评语中,使用了“劲力外爽”、“古风内含”、“闲慢”、“迥出凡境”、“气有余高”、“雅薄”、“绵密纤润”、“露轻藏沈”、“假曲蹑峻”、“纤劲”、“朴略”、“精光照人”、“气格凌云”、“尚质”、“伟度”、“轻利峭峻”、“逸骏”、“古质郁纡”、“雍容”、“闲媚”、“刚断”、“谨正”、“忘情”、“紧古而老”、“体大法殊”、“真率天然”、“纤薄精练”、“强骨慢转”、“逸足难追”、“任纵盘薄”、“遗古”、“高踪”、“稳密”、“浮浅”、“工正”、“快利”、“丰茂宏丽”、“刚决不滞”、“厚实深沉”、“密壮奇姿”、“俊爽”、“中和”、“任兴所适”、“雅量”、“虚静”、“方圆自穷”、“风棱载蓄”、“高致有余”、“浮艳”、“峻极”、“崇高”、“迤逦”、“浑朴”、“骨体遒正”、“精彩冲融”、“高利迅薄”、“连属欹倾”、“淳实”、“风彩”、“雄姿”、“靡杂”、“壮利”、“轻浮森峭”、“秾媚藻缛”、“真淳”、“狂逸”、“疏涩”、“闲慢”、“神彩”、“刚直”、“骨正力全”、“轨范宏丽”、“凌突”、“轻肆”、“宏逸”、“闲雅”、“离古蹑真”、“慢正由德”、“高踪绝尘”、“淳熟”等审美词汇。

辽代南京的书迹

明陶宗仪《书史会要》说辽“太祖多用汉人,教以隶书之半增损之,制契丹字数千,以代刻木之约。”这里所说的太祖,就是辽代开基人契丹族的阿保机。根据《辽史》辽太祖阿保机生于唐懿宗咸通十三年,卒于辽天显元年(872-926年),姓耶律氏,名亿,契丹耶律弥里人。唐时契丹原分八部,“(后)梁时诸部相谋,立太祖为王。豪雄善射,遂并七部,破奚及渤海,侵室韦及女真,又取突厥故地,其势渐强,遂称皇帝,都临潢,时梁贞明三年(917)也”。在位二十年。又据《北京通史》卷三:“契丹是我国北方的一个游牧民族,祖先为东胡人,战国时期在燕国东北一带活动”。汉初,为匈奴所灭,以后分为乌桓、鲜卑。契丹是鲜卑的一支,最初生活潢河(今西辽河上游西喇木伦河)和土河(今老哈河)流域。早在六世纪前后,契丹就与幽州发生了经济关系:“隋唐时,契丹以发展到十个部落,并开始形成松散的部落联盟。”唐时,契丹有了更大的进步,出现了以大贺氏为首的部落联盟。当时,唐朝为了应付北方强大的突厥人之骚扰,对契丹基本上采取拉拢政策,这为契丹形成了一个有利于社会发展的外部条件。贞观年间,契丹举部讨唐,贞观二十二年(648)唐朝在契丹居住集中的地方设立松漠都督府,封契丹首领窟哥为无极县男、左领将军兼松漠都督府都督,特赐皇姓李氏,并按唐制,将部落改称州,各部首领称刺史。到武则天时,由于经管契丹事务的营州都督赵文翽的错误态度和做法,激起契丹大规模的反抗,曾大举进攻幽州(今北京)等地,唐朝依靠燕山北部奚族的力量才击败契丹。此后契丹依附突厥,至唐开元年间才恢复了与唐王朝的关系。公元907年,出身契丹族耶律氏的阿保机成为契丹契的最高首领。916年,在龙化州(今内蒙古赤峰市)八仙筒正式登基称帝,国号“契丹”,建元“神册”,是为辽太祖,定都临潢(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创制了契丹文字。据《辽史》记载,协助辽太祖创制契丹文字的还有其从侄耶律鲁不古。神册六年(919)又下令制定了法律,从此契丹逐渐走向强盛。

阿保机于公元926年去世,其子耶律德光继位是为辽太宗,不断南下,以图占据中原,首当其冲的是北方重镇幽州,但久攻不克。公元936年,石敬塘反叛后唐,为求得契丹军事上的援助,许以灭后唐后,将幽燕和雁门关以北的十六州(幽、蓟、瀛、莫、涿、儒、檀、顺、妫、新、武、云、应、朔、寰、蔚)献与契丹,甘愿自己称臣。耶律德光乘机派兵南下,大败后唐军于晋阳,当年十一月,册封石敬塘,石当了皇帝后,是为后晋,于公元938年,把燕云十六州割与契丹。辽太宗耶律德光即下诏以皇都临湟为上京,升幽州为南京(也称燕京)。从此,燕京由中原王朝的边疆重镇成为北方游牧民族王朝的陪都。到辽圣宗开泰元年(1012年)将原称幽都府的南京改称析津府。在国家的管理上,采取“胡汉分治”的办法。即在南京“以汉制汉”,既有中央机构,设宰相府,有左右丞相,左右平章事,又有地方机构南京留守司其长官留守是南京最高行政长官,又同时兼任析津府尹,皆由汉人为主任之。

当时的南京共有一府、九州、三十二县,一府为析津府,辖区有析津、宛平、昌平、潞县、良乡、安次、永清、武清、香河、玉河、漷阴、共11县。九州为:顺州,辖怀柔;檀州,辖密云、行唐;涿州,辖范阳、固安、新城、归义;易州,辖易县、涞水、容城;蓟州,辖渔阳、三河、玉田。此外,平州、滦州亦属南京道辖区。

宋辽时期,历代传世书法名迹,主要收藏于宋内府。著名书法家多在北宋国都开封。当时南京虽然已是辽王朝的陪都,但传世书迹很少。今存辽代南京地区的书迹,主要有房山云居寺的石经及题记,出土的辽代墓志、辽碑、经峒幢、塔记等。

房山云居寺石经主要是佛教盛兴时期的产物。辽代时期的契丹王朝统治者笃信佛教,其盛况可与唐代相比。南京佛教之盛又为五京之首。所谓“五京”,即南京(又称燕京)析津府、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林巴左旗)、东京辽阳府(今辽宁省辽阳)、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西京大同府(今山西大同)。房山刻经自隋代开始,到唐代大盛,唐末五代衰,辽代复继兴,终于明末,前后历千年,可谓工程浩大,储藏极富,堪称我国佛教文化之瑰宝,又是北京地区石刻书迹的重要宝藏。辽代云居寺的续刻,主要始于南京韩氏家族后代韩绍芳,韩氏在辽圣宗年间知涿州,他于太平七年(1027)游至白带山和云居寺,询及原刻石经情况,并验对后计710卷,碑石2130条,也就是静琬和尚以下五代刻经的成果,五代以来,未曾续造。他遂起续造之念,奏明圣宗。圣宗本好佛,闻奏即命绍芳规划此事。及兴宗即位,又“出御府钱放债取息,以供刻经费用。自太平至清宁三年(1027-1057)间,续刻了大般若经80卷,大宝积经一部120卷,合计经石2730条,接续唐刻完成了《四大部经》全套。”后来又有名僧通里大师组织继刻了以“律”和“大乘论”等为主的小碑4080片,使大乘经、律、论三藏得以完备。

辽代南京的书迹

房山石经还为我们提供了辽代书法家的情况和作品,从重熙(1032-1038)末年刻造《大宝积经》开始,刻石上都有书经人的署名,其中有僧有俗,有殿试进士、乡贡进士、乡贡律学、燕台逸士和一般布衣等各种身份的人。其书法各有风格,石经的镌刻者也留下了姓名,其中以吴、邵两姓为最多,他们可能是辽燕京的刻碑世家。

在北京发现的辽墓几乎全是汉人墓,且以在当时燕京颇有影响的韩、刘、马、赵四大家族为主。韩氏家族又有两支,一是以韩知古一韩德让家族,韩知古本是蓟州玉田人。辽太祖攻蓟时获之携归草原。因其子韩匡嗣善医,得近阿宝机及其妻耶律氏的信任。成为辽初著名的谋士。景宗时封为燕王,为南京留守。他有五个儿子,其次子德让为宰相时,韩氏家族发展最盛。从《朝阳县志》卷十一中《韩瑜墓志》所载,可知韩瑜乃韩德让之叔第,曾任涿州刺史,《志》称统和初“在对宋作战中流矢中首,承天皇太后怜其忠赤,爱之如母子之慈……,皇帝亲视殒伤”。又在宋人笔记中载,韩瑜在辽初还可能作过统军使,不仅掌握政治、经济大权,而且掌握军权。考古还发现了《韩橁墓志》, 韩橁为韩瑜之子,《志》称他曾知易州军事兼沿边安抚屯田使,兴宗初为燕京宣徽使,在任中常受朝廷重赐。在其墓志中还记载了整个韩氏家族情况,说韩氏家族“拜使相者七,任宣猷者九,执节旄,绾符印,宿卫交戟,入侍纳陛者,实倍百人。”这是比较可靠的当时记实。在宋人眼里,韩氏家族可与皇族、后族并列。可以说韩氏家族是在燕京汉族地主阶级的总代表。

幽州地区韩氏的另一支是韩延徽家族。延徽本幽州安次人,其父韩梦殷从唐末在幽州为官,累任蓟、儒、顺三州刺史。1981年在八宝山附近的韩家山发现了其孙韩佚之墓,从《韩佚墓志》中得知,韩佚曾任上京副留守加太保,后拜平州节度使。其长子镇累官至太尉,次子伟曾任檀州刺史。在韩家山还出土了《韩资道墓志》及与韩家有密切关系的《丁文逳墓志》,韩资道为韩延徽的六世孙,《志》载韩资道之父曾任诸宫制置使检校太尉。韩资道以父荫授国予祭酒,后为礼宾副使、供军副使等。据《丁文逳墓志》,得知《志》之作者韩昉亦为韩延徽之后,又是燕京另一大家族丁氏之婿。辽末进士第一,是辽、金两代的文学家,金代官司至翰林学士、礼部尚书。《金史·文艺传》第一名便是韩昉。辽代续刻云居寺石经的发起人韩绍芳也是韩延徽的后代。韩氏两支都有家族世系表列入《北京通史》第三卷。

幽州地区的另一大家族是赵姓家族,解放后在北京南郊发现了该家族中赵德钧及其妻种氏之墓。其规模之大,出土文物之多为目前北京出土辽墓之首。从《志》中得知赵德钧有子三人,长子延寿,辽初曾为南京留守,辽太宗南伐灭晋改打中原过程中延寿曾企图取中原皇帝而代之。辽世宗即位,恐其势过重,削其兵权。德钧次子延密曾为河阳节度使、云麾将军,拜太尉。三子延希曾为左监门将军、司徒,早逝。

1969年还在北京西城区新街口北桦皮厂出土了辽代左丞相《张俭墓志》和其子《张嗣甫墓志》,又结合1979年较早发现的张俭之孙女《张绾墓志》(又称《清和郡夫人张氏墓志》),使我们能更多地了解到张氏家族的情况。据《张俭墓志》称,其祖先为西汉名臣张良、晋张华。至张俭之父张雍一代。为辽朝重用,中进士后,曾任顺州从事、范阳令,后授礼部郎中,直枢密院,圣宗、兴宗时任宰相、太子太傅,重熙四年封秦国公,十一年封陈王,位极入臣。其孙女张绾嫁与幽燕马氏家族之马直温,直温曾典顺州,天庆间拜右散骑常侍。其女五人,皆嫁燕京大家族,尤其是长女枢哥,嫁与曾任太子太傅兼侍中的黄族耶律筠。枢哥死后,其第五女省哥续嫁耶律筠。以上诸墓志都是严谨的楷书,不仅提供了大量史料,也是辽代遗世的珍贵书迹。

今存辽代碑刻,也多与佛教的兴盛有关。在房山云居寺除石经外,还有《重修范阳白带山云居寺碑》,应历十五年(965)王正撰;《续镌成四大部经石刻塔记》,清宁四年(1058)赵遵人撰,无书者姓名。

辽代南京的书迹

南京佛教的兴盛,首先表现在寺庙多。据宋人洪浩《松漠记闻》记载,辽南京大寺院就有36所,城内著名的寺院有悯忠寺、天王寺(今法源寺)等,始建于唐贞观十九年(645),到辽代成为南京城内最著名的大刹。院内有唐碑《无垢净光宝塔颂》。唐肃宗至德二年(757)张不矜撰文,苏灵芝手书。此碑原是史思明颂扬安禄山所建,史思明降唐后又将碑文改成颂扬唐肃宗皇帝。该寺至今还保留一舍利石函,上书悯忠寺主持僧人及燕京管内主要僧职,及宏法寺、竹林寺等诸僧名370余人。可见悯忠寺有统率燕京诸寺的作用。天王寺(今天宁寺),始建于隋,初名宏业寺,唐开元年间改称天王寺,明代始称天宁寺。寺内今存辽代所建八甬十三层密檐塔,通高57.8米,每层皆系风铃,微风吹来,铜铃摇曳,叮咚作响。1991-1992年维修时,在塔座内发现《天宁寺建塔碑》,为当时南京留守耶律淳于天庆九年(1119)建塔时所立。五城区名寺还有竹林寺、归义寺和仙露寺,辽代时是禅宗四大禅院之一。在许多辽代的碑文和宋人记述中都有燕京竹林寺的记载。据《奉福寺尊胜陀罗尼幢记》载:“竹林寺为道宗清宁八年楚国大长公主舍私第而建,竹林之名,亦为道宗所赐”。其旧址在今宣武门西南笔管胡同。归义寺也是在一些辽碑中屡见其名的。清人在广宁门大街北巷西曾发现一块辽碑。《倚晴阁杂抄》认为此碑即归义寺之碑,为清宁七年所建。但此碑大部分已剥落漫患,难辨首尾。《日下归闻考》的作者对此碑所属提出质疑,说此碑记中有:“以归义寺为北至”之语,所以说归义寺当在其北,起建时间自当另议。又据《析津志》所记:“归义寺在旧城时和坊,内有《大唐再修归义寺碑》。据次可知,该寺确非辽代始建,而是唐代旧刹”。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京民又于其附近菜圃中掘得辽代石幢。有记二篇,一为辽会同(938)年间所记,一为保宁元年(969)所记,都早于清宁七年(1061)。另于清康熙年间,宣武门西南菜市口居民掘得辽世宗天禄三年舍利石函一个,从题记中得知,该地为辽代仙露寺旧址。石函上有“千人邑”字样。题记具列了大辽皇帝、皇后、王公大臣及僧尼邑衣。说明仙露寺在世宗朝已成为重要寺院,亦可见当时皇室贵族们对佛教的推崇。

在当时南京郊区名刹也很多,如延寿寺、兴国寺、妙应寺、慧聚寺等。其中慧聚寺(又称戒台寺),是北京地区保存辽代文物最多的寺院之一。位于距北京50里的马鞍山上。该寺始建于唐,辽道宗咸雍年间因有名僧法钧辟戒坛而大盛,故又称戒台寺。今寺内仍有法钧大师的舍利塔及衣钵塔,塔下有《法钧大师遗行碑》,记载了法钧大师的生平,是北京仅存的几通辽碑之一。寺中还有《辽代大康元年经幢》,1075年为纪念法钧大师而立。八面石柱体。上刻尊胜陀罗尼经,是北京现存最完整的,也是最古老的石经幢。

另据《吉金贞石志》载:燕山《云居寺碑》、盐铁判官、朝议部、行右补阙王正述,乡贡进士郑熙书。又《盘山志》载:“元祐《唐寺碑》辽圣宗统和五年,蓟州军事判官、文林郎、试秘书省校书郎李仲宣撰文,沙门德麟书。”

明陶宗仪《书史会要》说:“道宗喜作字,尝有所书之秦越大长公主捨棠阴坊第为大昊天寿碑及额,今在燕京旧城。”辽道宗(1032-1101),名洪基。小字查刺兴宗长子,在位四十七年。昊天寿,其故址在今北京西便门大街之西,是辽燕京城内仅次于悯忠寺的大刹。建于辽道宗清宁五年(1095),秦越大长公主为圣宗之女,兴宗之妹,韩国璛惠之妻,晚年好佛,故以自已庞大的宅地及田产、奴卑、物资舍于佛门而建昊天寺。寺院建成道宗亲自题额曰“大昊天寺”。

又据《辽史》卷二十一《道宗本纪》载:三教寺《佛顶尊胜陀罗尼幢记》,讲僧真延撰并书。“(辽)道宗时期的书法家。

明陶宗仪《书史会要》又说:辽“末帝能书,尝奉道宗敕写《五子之歌行子时》”又《辽史》卷一百零五《马人望传》说:“马人望判南京三司使事,以年老改南院宣徽使,天祚手书“宣马宣徽”四字诏之。辽末帝生于辽道宗大安元年一金太宗天会六年(1085-1128),名延禧,字延守,小字阿果,辽道宗之孙,道宗崩,即帝位。天庆中伐金,战于混同江,辽师败绩,遣使议和,金不从,取黄龙府。金陷中京,帝走六中,如党项,为金所获,降封海滨王,以疾终。国亡。在位二十五年。《辽史》卷二十七有纪。又据《盘山志》、《感化寺碑》载:辽天祚帝乾统七年渔阳南抃撰文沙门肃回书。可知释肃为天祚时书法家。

金中都地区的草书

金灭北宋,宋地士人一部分投奔燕京,金太守在攻占燕京府后,为了治理和巩固统治被占区,又罗致留用了一部分汉族士人,其中也有一部分诗人和书画家。大定年间(1161-1173),社会安定,金王朝的上层分子需要文化生活,争相模仿北宋留下来的宫廷书画,有的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其中如金世宗之子宣孝太子,不仅对绘画有一定的造诣,还精研书法。“稍有余暇,辄游戏翰墨,往往散人间者,皆强劲挺拔”。金章宗完颜璟,除擅长诗词之外,还喜宋徽宗赵佑的“瘦金体”。金朝廷对书画的收藏也非常重视。在秘书监下设立了“书画局”,负责掌管御制书画所需要的纸张、材料,并将从宋朝宫廷得来的大量书画,运到燕京,归书画局保管。

在金中都的朝官中,也有不少人擅长书法。昭著者如长于篆籀的党怀英(1134-1211),以翰林学士承旨致仕。《金史》第一百二十五卷《党怀英传》说他“能属文,工篆籀,当时称为第一,学者宗之”。经常为中都各寺院书丹。长于隶书者如王兢,熙宗时人,官至礼部尚书,《金史》第一百二十五卷《王兢传》说他“博学而能文,善草、隶,工大字,两都宫殿榜题皆兢所作。”长于楷、行者如王庭筠(1151-1202),大定十六年(1176)进士。金章宗朝曾两度担任“应奉翰林文字”。书法绘画均佳,闻名遐迩。

还有不少人专工或兼善草书,如金人张天锡,《草书韵会》所录之金代善书都有王兢、高士谈、任询、党怀英、赵沨、王庭筠、赵秉文、史公奕、王仲文、张瑞童、王曼庆等。据此可知党怀英、王兢、王庭筠等在其所长之体篆、隶、楷之外,也兼善草书。其中高士谈,金代燕人,字子文,宋宣和末为沂州户曹参军,入金后翰林学士,明陶宗仪《书史会要》说:“士谈善草书。”任询,易州人。字君谟,号南麓先生,曾官北京盐史。金代著名书画家,兼工诗文。家藏法书、名画数百轴。元人《墨池渊海》去:“任南麓字流丽遒劲,不让二王。”明人张廷纲《永平府志》载:“任询真草字书,气完力劲,世宝宗之。”《金史》第一百二十五卷有传。1990年在北京丰台区右安门外玉林小区凉水河以北的一处建筑施工时,发现了金中都南城墙水关遗址(今为辽金城垣博物馆),藏有《吕徵墓表》,正文是任询撰文并楷书。刻题“吕君墓表”四字,乃蔡珪篆书。赵沨,金世宗时东平人,字文孺,自号“黄山”。大定二十二年(1182)进士,仕至礼部郎中,性冲淡,曾学道有德。尤善书法,兼工诸体,金赵秉文说:“沨工书体,兼颜、苏,行、草备诸家体,其超放又似杨凝式;当处苏、黄伯仲间。其小篆可与党怀英相匹,时人号为‘党、赵’”。金元好问说:“黄山书如深山道士,草衣木食,不可以衣冠礼乐束缚,远而望之,知其为风尘物表。”《金史》第一百二十六有传。王庭筠之子王曼庆,字禧伯,能诗并书。仕至行省右司郎中,自号淡游。元好问《中州集》谓其诗笔字画俱有父风。

金代善草书的诸家中,以赵秉文为更有名,宋高宗绍兴二十九年-宋理宗绍定五年(1159-1232),金滋州滏阳人,字周臣,号闲闲。大定二十五年(1185)进士。兴定元年(1217)拜礼部尚书兼侍读学士,同修国史,知集贤院事。哀宗继位,改翰林学士或谓其“仕五朝,官六卿,助君有道,自奉如寒士,夫人卒,不再娶。自幼年至老年,未尝一日废书。”并长于诗文。《归潜志》谓“赵秉文幼年时,诗与书皆法子端(王庭筠),后更学太白、东坡,字兼古今诸家学及晚年,书大进,自号闲闲居士云。”金元好问说:“闲闲公书如本色头陀,学至无学,横说竖说,无非般若。”《中州集》谓:“赵秉文工书翰,字画有魏晋之风调,草书尤警绝,殆天机所到,非学能至”。著有《草书论》,《金史》第一百一十卷有传。他不仅是著名书法家,还是著名诗人与画家。金代中叶曾主盟文坛。所著诗文辑为《闲闲老人滏水集》。其七言长诗,纵放不拘一格;律诗壮丽;小诗精绝;五言诗则沉郁顿挫学阮嗣宗,直淳简淡学陶渊明;乐府词豪放似苏东坡。《中州乐府》收入其词六首,如其《水调歌头》文曰:“四明有狂客,呼我谪仙人。俗缘千劫不尽,回首落红尘。我欲骑鲸归去,只恐神仙官府,嫌我醉时真。笑拍群仙手,几度梦中身。倚长松,聊拂石,坐看云。忽然黑泥落手,醉舞紫毫春。寄语沧浪流水,兼识闲闲居士。好为濯冠巾,却反天台去,华发散麒麟。”

“四明狂客”是贺知章的自号,天宝初年,李白自蜀入长安,携其作品见贺知章,贺读至《蜀道难》,叹曰:“子谪仙人也”。赵秉文在此词中,以谪仙自许,可见其胸襟。句式豪气又极似苏东坡的《水调歌头》,后几句从“倚长松……醉舞紫毫春”如睹其醉后作书,摆脱羁缚,灵感激情并至,即兴挥毫的狂态。从该词中还可以了解赵秉文曾濡然佛道,尤其是与道教中人的往还,这与当时道教的发展情况有关。以道教北宗为基础的全真教,创立于金大定七年(1167),到大定后期,全真派在社会上的影响逐渐扩大。金朝官僚以至女真族官僚中也有人崇拜其教义,甚至影响金朝最高统治者。大定二十六年,王喆(道号王重阳,全真派创始人)的七弟子之一王处一,被金世宗召到中都,居住在天长观,曾进见金世宗,以清静无为进言,“舍精以养神,恭已以无为。虽广成(子)复生为陛下言,无易此者。世宗嘉之。”(见《北京通史》卷四)大定二十八年(1188)金世宗又召全真教的另一首领邱处机到中都,为他在万宁宫修筑馆宅,要他在中都久居,以备随时垂询。邱在中都居住半年左右,多次受世宗召见,所谈多适合金世宗心意,反映出全真教思想也多为金王朝统治所需要。赵秉文正活动于这一时期,从其诗词中反映出其受道家思想的影响也很自然。赵秉文又是当时的著名画家,尤善画梅花。其传世书作也以题画为多,并以诗跋为主,如《题吴生画》、《跋武元直渔樵闲话图》、《题武元直画赤壁图卷》、《题东坡画古柏怪石图》三首、《题黄华墨竹》二首、《题墨梅》、《题燕子图》三首、《题任南麓画华清宫图》、《题画荔枝图》、《题青图》、《题临韩干画马》等。

刘墉书法艺术概览

刘墉,清康熙五十八年─--嘉庆九年(1719-1804),字崇如,号石庵、青原、香岩、日观峰道人。刘统勋之子。乾隆间进士,由翰林院编修累官至吏部尚书、体仁阁大学士,加太子太保。卒祀贤良祠,谥文清。史传其“书名满天下,政治文章皆为所掩。”其书法特点之一是用墨浓重,故时称“浓墨宰相”。貌丰骨劲,别具面目,尤长小楷。与翁方纲、梁同书、王文治齐名。博通经史百家,又工诗,在其《石庵诗集》中,有《学书偶成》三十首,简论历代书史。如论蔡邕等书法的诗句“博雅中郎有古风,廓清摧陷亦英雄。李斯秦相残碑法,未遣销沉劫火中。”论钟繇等书法的诗句“书到元常体最多,新声未变古谣歌。典型巳觉中郎远,野鹜纷纷更若何。”论王羲之等书法的诗句“内史风流已变革,更将遒媚绚真淳。颖川法嗣晨星在,衣钵传来有几人。”他不仅工诗善书,还擅长水墨花卉,精于古文考辨。

清人评其书法成就甚高,《松轩随笔》谓:“刘文清书初从松雪入,中年后自成一家,貌丰骨劲,味厚神藏,不受古人牢笼,超然独出。”又云:“本朝书法当以王文安、刘石庵为最,王犹依傍古人,刘则厚而能脱,入乎古人又出乎古人。”包世臣《艺舟双楫》谓:“文清少习香光,壮迁坡老。七十以后潜心北朝碑版。虽精力已衰,未能深造,然意兴学识超人尘外。”又云:“近世小真书以诸城为第一,所诣出苏、董两家之外。”又在其《与吴熙载书》中谈到“坡老书多烂漫,时时敛锋以凝散缓之气。裹笔之尚,自此而盛。思翁晚出,自知才力薄怯,虑其解散,每以裹笔制胜。然亦用此救败耳。及近人诸城,乃专恃此。又先以搭锋养其机,浓墨助其采,然后裹笔以作其势,而以枯墨显出之。遂使一幅之中,浓纤相间,顺逆互用,致饰取悦。”又云:“墨法则以浓用拙,以燥用巧,使墨白相当,枯润互映,以作插花圆镜之势。卷帘一顾,自成万态。然其心悴于字内,筋力尽于画中……。”又云:“诸城相国,祖述华亭,又从山谷笔短意长一语入,窥破秘旨。虽复结构伤巧,较华亭逊其遒逸,而入锋洁净,时或过之。盖山东多北魏碑,能见六朝真像,此诸城之所以过华亭也。”陈希祖谓:“二百年士大夫,善学华亭者,惟诸城耳。”《快雪堂》跋曰:“石庵于轨则中时露空明;于运用中皆含虚寂。拙中含姿,淡中入妙。反复审视,乃见异趣。”《芳坚馆题跋》谓:“晋唐元明诸大家,得力全是个静字,须知火色纯清,大非容易。国朝作者相望,能副是语者,只有石庵先生。”《频罗庵题跋》谓:“今之能为魏晋人书者,惟石庵先生。虽随意书尺牍,亦可玩视。”《求阙斋日记》谓:“文清爱堂帖,其起笔多师晋贤及智永千文,用逆蹴之法,故能藏锋。”徐珂《清稗类钞》谓:“文清书法,论者譬之黄钟大吕之音,清庙明堂之器,推为一代书家之冠。盖以其融会历代诸大家书法而自成一家,所谓金声玉振,集群圣之大成也。其自入词馆以迄登台阁,体格多变,神妙莫测。其少年时为赵体,珠圆玉润,如美女簪花;中年以后,笔力雄健,局势堂皇。迨入内阁,则炫烂归于平淡,臻炉火纯青之境矣。世之谈书法者,谓其肉多骨少,不知其书之佳妙,正在精华蕴蓄,劲气内敛。殆如浑然太极,包罗万象,人莫测其高深耳。”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谓:“石庵出于董,然力厚思沉,筋摇脉聚,近世草书作浑厚一路,未有能出石庵范围者,吾故谓石庵集帖学之大成也。”曾农肆谓:“文清出自董思翁,而能上跻魏晋,力厚骨劲,气苍韵遒,以何道州之天才,亦不无取法,信帖学之大成也。”杨守敬谓:“文清书如绵裹铁,人无异议。余尝见其少作,实从松雪入手,以后则专精阁帖,尤得力于钟太傅《尚书宣示》,故雄深雅健,冠冕一代。”何维朴谓:“从来学赵承旨者,易流为圆熟软媚一派,惟文清由承旨入手,而能脱离窠臼,自成一家。骨力坚凝,神采渊永,晚年深造古淡,视明董宗伯有过之无不及也。”

稍有非议者如《履园丛话》说:“文清书本从松雪入手,灵峭异常,而误于《淳化阁帖》,遂至模棱终老。”近人马宗霍《书林藻鉴》除综辑以上数论外,又在《书林纪事》中载:“乾嘉之间,都下言书,皆推翁、刘两家。戈仙舟学士,覃谿(翁方纲)之土而石庵门人也,尝质石庵书诣于覃谿,覃谿曰:‘问汝师那一笔是古人?’学士以告石庵,石庵曰:‘我自成我书耳,问汝师那一笔是自己?’”《书林纪事》还记载了这样一段故事:“包慎伯(世臣)尝谒石庵相国于江阴舟次,论晋、唐以来名迹甚协。石庵曰:‘吾子论古无不当者,何不一问老夫得失乎!’慎伯曰:‘中堂书可谓华亭高足。’石庵曰:‘吾子何轻薄老夫耶。吾书以拙胜,颇谓远绍太傅。’慎伯曰:‘中堂岂尝见太傅书乎,太傅书传者,唯《受禅》、《乙瑛》两分碑。《受禅》庄重,《乙瑛》飘逸。汇帖惟唐摹《戎路》略有《乙瑛》之意。《季直》乃近世无识者作伪,中堂焉肯绍之耶。中堂得力在华亭,然华亭晚年渐近古淡,中堂则专用巧,以此稍后华亭耳。’”包世臣《艺舟双辑》列刘墉小楷为妙品下,行书为能品下,榜书为能品上。

刘墉的传世作品以楷、行为主,如:

《小楷册》,书于嘉庆年(1796),24行共360字。今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刊于日本《中国书道全集》,收入《中国书法鉴赏大辞典》。包世臣谓刘墉“近世小真书为第一。”马宗霍《霋岳楼笔谈》谓:“尝见文清临《瘗鹤铭》具廊阁之度,百兼山林之气。知其小真书之妙,盖深有得于此。”与杨守敬等人认为刘墉得力于钟太傅和董其昌的观点有所出入。

《秋阳赋》,亦刊于日本《中国书道全集》,收入《中国书法鉴赏大辞典》。今人评:“王文治专取风神,刘墉专讲魄力。同样是小楷,王文治清秀神逸,刘墉则力厚思沉。”细审此帖,实得钟太傅之风神。

《赠竹泉八言联》,行楷。联文为“衔其山川拾其香草,丞以灵芝润以醴泉。”无锡博物馆藏,刊于《中国书法》1987年第三期。评者谓其:“以柔毫落笔,藏头护尾,不露一丝锋芒,但却内蕴丰神,力在字中。”

《赠鹭塘七言联》,行书,文为“诗成锦绣开胸臆,论极冰霜绕齿牙。”刊于日本《明清书道图说》;《行书七言联》,文为“人得交游是风月,天开图画即江山。”辽宁省博物馆藏,刊于日本《中国书道全集》。以上二联皆收入《中国书法鉴赏大辞职》。虽都近行楷,却有异曲同工之妙。评者谓其:“用笔以搭锋养势,以折锋取姿;墨法则以浓用拙,以燥用巧。枯润相映,味厚神藏,得书法之静气而迥异于时风。”

《行书立轴》,4行共22字,刊于日本《明清书道图说》;《节书苏轼远景楼记轴》,书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刘墉时年73岁。6行共95字,辽宁省博物馆藏,刊于日本《中国书道全集》;《何中早起诗轴》,5行共60字,日本京都国立博物馆藏,亦刊于日本《中国书道全集》。以上三者皆属于行草,皆收入《中国书法鉴赏大辞典》,虽风神略有不同,但其书卷气与浓墨凝重的感觉与丰腴敦厚的书风,以及无一字相连而气脉贯通、挥洒自如的特点完全一致。尤其是《行书立轴》被评为“于浓重中时透空灵,运用中存在虚寂,古拙中暗含姿媚,真气弥漫,形假质真,妙伏契机。”

《苏轼游道出诗卷》,书于1795年,为刘诸城76岁之作,40行共305字,为行书长卷,宽31.4厘米,长190.5厘米。今藏上海博物馆,刊于日本《中国明清书法名品图册》,堪为其晚年的行书代表作。近代谭延闿跋此书“老味溢出,得苏之神,最可爱玩。”萧俊贤跋“诸城书晚年苍老,渐已流入荒率。余在粤东时,曾见孔子三十六铜鼓斋所藏(刘墉)大幅,精力弥漫,殊多含蓄不尽之趣,定为诸城中年用工时书。斗南先生出示此卷,视前所睹者,殆相伯仲,真迹无疑。”评者谓刘墉中后期确曾对苏书有较深的研究,谭延闿谓此卷得坡公之神,在“笔墨饱满,化刚为柔”的特点上确与苏相近。但二者比较,毕竟貌合神离,在表现形式上也各有特点。

《苏录文征明跋黄庭坚书经伏神词诗轴》,行草,6行76字,上海博物馆藏,刊于日本《中国明清书法名品图册》。此书虽亦属行草,与刘墉其他作品相较稍瘦,但其章法上之“截流为断,字字独立,笔笔稳健”的特点不变。

《书林记事》还有这样一段记载:“石庵有三姬,皆能代笔,可乱真,外人不能辨。晚年书代笔最多,其属名‘石庵’二字及用‘长脚石庵’印者皆代笔,署‘瑛梦禅者’亦其一也。”

梁同书的书法艺术简介

梁同书,清世宗雍正元年——仁宗嘉庆二十年(1723-1815),浙江钱唐人。字元颖,号山舟,晚年自署不翁、新吾长翁。大学士梁诗正之子。与安徽亳州(今徽县)梁、会稽(浙江绍兴)梁同治并称“三梁”。乾隆壬申(1752年)特赐进士,官侍讲。史传其“好书出于性,十二岁能为擘窠大字。”又与翁方纲、刘墉、王文治齐名则帖学渐衰、碑学渐盛过度时期的重要人物之一。清代吴修《昭代尺牍小传》谓:“同书负盛名六十年,所书碑版寰宇。”许宗彦《鉴止水斋集》谓其书:“初学颜、柳,中年用米法,七十愈臻变化,纯任自然。”钱泳《履园丛话》谓:“先生博学多闻,尤工于书,日行数十纸,求者接踵,至于日本、琉球、朝鲜诸国,皆欲得片缣以为快。年九十,尚为人书碑文墓志,终日无倦容,盖先生以书见道者也。”《鉴止水斋集》载:“日本国有王子好书,以其书介舶商求公评定。琉球生自太学归国,踵公门乞一见,公以无相见仪却之。其人太息曰:‘来时国王命必一见公而归,今不可见奈何!’因丐公一纸曰:‘持是以覆国王耳。’”钱林《文献征存录》谓:“同书善鉴别前人手迹,过眼辄判其真伪。”又说:“同书耄年尚能作蝇头楷书,精力有过人者。”又载:“尝得元人贯酸斋书‘山舟’二字,遂以之署其斋。杭州妇人、童子无不知山舟先生善书者。”《湖海诗传》谓:“山舟能诗,尤工书,东南士大夫碑版及琳宫梵宇题额,有求辄应……年逾八秩,而明灯矮纸,犹能用笔。人谓唐欧阳信本、明文衡山之此也。”

清人中对其书法的评论还有徐珂《清稗类钞》谓:“山舟学士书法,名播中外。论者谓刘文清朴而少姿,王梦楼艳而无骨,翁覃谿临摹三唐而面目仅存,汪时斋谨守家风,典型尤在,惟梁(同书)兼数人之长,出入苏、米、笔力纵模,如天马行空。汪文瑞、张文敏后,一人而已。”《履园丛话》还说:“侍讲早年书宗赵、董,惟自壮至老,笔笔自运,不屑依傍古人,故所书全无帖意,如旧家子弟,不过循规蹈矩,饱受终身而已。”近人马宗霍《霋岳楼笔谈》谓:“山舟暮年书犹无苍老之气,斯其所以能见称于一时。”

其传世的著述有《频罗庵遗集》、《频罗庵论书》、《直语补正》、《频罗庵书画跋》等。梁同书的传世书迹有:

《行书七言联》,文为“清潭三尺竹如意,宴坐一枝松养和。”《行书九言联》,文为“炯如一段清冰出万壑,皎若丹霞隔海望赤城。”以上二联收入北京中国书店1984年1月出版的《楹联墨迹大观》。

又《行书七言联》,文为“与我周旋宁作我,为郎憔悴却羞郎。”《行书五言联》,文为“佛容为弟子,天许作闲人。”以上二联收入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1年6月出版的《历代名人楹联墨迹》。

行草《为敬承书条幅》,是梁同书七十六岁时作书,四行共八十字,今藏苏州博物馆,刊于《中国书法》1987年第二期。评者谓此书:“典雅洒脱,节奏鲜明,颇有书卷气。”

行书《赠松波姻长兄散文轴》,共五行九十字,上海博物馆收藏,刊于日本《中国明清书法名品图册》。

行书《集杜诗卷》,收录杜甫诗十首,共三十七行,三百八十一字,刊于《中国书道全集》。

行书《吴复古长生决轴》,书于嘉庆二年(1797年),即梁同书七十五岁,作品四行共五十五字,日本京者国立博物馆收藏,刊于日本《中国书道全集》。

评者谓梁同书是:“从清初帖学中脱颖而出的书家,在恪守规范之中,能表现出洒脱有致、纵横如意的才情。作品中的行书与草书相杂变化、和谐自然。”“用笔圆转温润,结字妍媚。书法史上与刘墉、王文治并称,刘墉朴而少姿,王文治艳丽而纤弱,梁同书似乎执其中。”其七十五岁时所书《吴复古长生诀轴》是最典型的典雅一类风格。“笔力劲健,墨气饱满,节奏变化强烈。用墨忽浓忽淡,落笔忽轻忽重,走笔忽迟忽疾,结字忽大忽小,取势忽横忽纵,姿态多变,带有鲜明的个性。”

行楷《苏老泉文卷》,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所书,时值梁同书七十二岁。今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刊于日本《中国书道全集》。评者谓:“此卷章法平稳,行距疏朗,用笔平和自然,是其功力与性情和谐统一的作品。”从中也可以看出了小楷的功力。

梁同书传世的书论见于其《频罗庵遗集》及书画题跋中。首先,他主张学古而不泥古,不应死摹,当善变化,古为我用,临古应合自家性情,融会诸家之长而成自家面目。如:帖教人看,不教人摹。今人只是刻舟求剑,将古人书一一摹画,如小儿写仿本,就便形似,岂便有我。试看晋、唐以来多少书家,有一似者否。”“羲、献父子不同,临《兰亭》者千家,各各不同;颜平原诸帖,一帖一面貌,正是不知其然而然,非有一定绳尺。故李北海云:‘学我者似,似我者俗。’正为世之向木佛求舍利者痛下一针。”(见《频罗庵论书》)又曰:“苇间先生每临帖多佳,能以自家性情合古人神理,不似而似,所以妙也。”(见《频罗庵论书·复孔谷园论书》)又曰:“凡人遇心之所好最易投契……晋、唐、宋、元虽皆渊源书圣,却各自面貌,各自精神意度,随人所取。如蜂采花,鹅王择乳,得其一支半体,融会在心,皆为我用。若专事临摹,泛爱则情不笃,笔意一家则又胶滞,所谓琴瑟专一,不如五味合调之为妙。以我之意,迎合古人则易;以古人之法,缚我则难,此理易明,无所谓何者为先,何者为后也。”(见《频罗庵论书·答陈莲汀论书》)

梁同书对学书的步骤与方法也有较详细的论述。如:“为高必因丘陵,学书之道,除儿童时描与‘上大人’仿本外,方圆平直粗细能自书矣,即当尽心作楷。或日书三、五百字,不可间断,至半年一年之后,自然渐熟,熟则骨力强、步伐齐、心胆大、性灵出。然后以心之所好,无论晋、唐把玩之,领会之,略得其趣,再讲临摹,所谓高之‘丘陵’具矣。然不须描头画脚,较短论长……行远自迩,登高自卑。今人只写得手腕熟,或于高远有小分印合处。若一味临摹,如俗工写真,耳、目、口、鼻尺寸失,生气尽而神气去矣。仆尝谓帖宜置书案以自表发,不宜刻画以自缚者,此也。”(见《频罗庵论书·与温—斋论书》)

梁同书还强调书法的率真自然,如评张照《楞严修释序稿》说:“后幅更胜前,结尾数语尤妙。盖作意不作意之分,不作意处自然之妙流出。”他还强调书家资质的重要,如在其《频罗庵论书·答陈莲汀论书》中说:“学书一道资为先,学次之。资地不佳,虽学无益也。”对书法中如何使用笔墨的问题,梁同书也有自己的看法,主张以软毫作书,在《频罗庵论书·与张芑堂论书》中说:“笔要软,软则遒;笔头要长,长则灵;墨要饱,饱则腴;落笔要快,快则意出。”

清中期四大书家中的永瑆与铁保

清乾嘉年间,在京的刘墉、翁方纲、永瑆(成亲王)、铁保并称清中期四大家。

永瑆,清乾隆十七年——清宣宗道光三年( 1752-1823 )。字镜泉,号少庵,别号诒晋斋主人。乾隆第十一子,封为成亲王。嘉庆年间为军机处行走,谥哲。嘉庆九年( 1804 ),上谕称:“朕兄成亲王自幼专精书法,深得古人用笔之意。博涉诸家,兼工各体,数十年临池无间,近日朝臣文字之工书者,罕出其右。”可见其书法名重当时,永瑆还是帖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又善收藏。著有《诒晋斋诗文集》及《续集》、《随笔》、《仓龙集》等。《清史稿》卷二百二十一有传。永瑆作为皇族,其书法的成就也得益于眼界宽、收藏广。

对其书法的评价,有杨翰《息柯杂著》谓:“王得窥内府所藏,而自藏又甚富,故书法大备如是,大抵皆从帖中问津,未深究古碑耳。”(清)礼亲王昭梿《啸亭杂录》谓:“永瑆幼时握笔,即波磔成文,少年工赵文敏,又尝见康熙时内监。言其师少时犹及见董文敏用笔。惟以前三指握管,悬腕书之,故王广推其语,作拨灯法。”又说:“永瑆名重一时,士大夫得片纸只字,重若珍宝。论者谓国朝自王若霖(澍)下,一人而已。”《息柯杂著》又谓:“诒晋斋书,素未究心,但知其从赵承旨上溯欧阳率更,虽偶涉诸家,终不离两家宗旨。集卷随手杂临,竟有脱尽町畦,不似本家笔意者。篆、隶亦有法度,盖书非一时,临非一家,不甚经意,而精神所寄,一一浑足,此无意胜于有意也。”

永瑆传世的书迹甚多,集中收入其个人丛帖。

《诒晋斋书》,共五卷。嘉庆九年( 1804 )奉圣旨摹勒,长沙陈伯玉、元和袁治刻。此帖专刻永瑆一人之书。首卷为御制文四种。后四卷以临古为主,共十九种。此刻因摹勒出自名手,永瑆亦摹古功深,故颇为可观。

《寿石斋藏帖》,四卷。嘉庆十年( 1805 )昆山孙铨撰集,陈景川刻。孙氏曾汇刻清代七十四家书,亦名《寿石斋藏帖》,本文所指藏帖则专刻其所藏永瑆一人之书,共六十余则。

《诒晋斋巾箱帖》,十六卷,嘉庆十二年( 1807 )金匮钱泳摹勒四卷,名“巾箱帖”;嘉庆十六年( 1811 )增刻四卷,名“集锦帖”;嘉庆十七年( 1812 )续增刻“藏帖”及“藏真帖”各四卷,后三种皆元和袁治摹勒。以其均为小册,故统谓“巾箱帖”,皆永瑆书。除“集锦帖”十四种临古、自书各半外,其它皆以临古为主。

《诒晋斋巾箱续帖》,四卷,嘉庆十三年( 1808 ),共刻永瑆书十七种,临古与自书各半。平江贝墉摹勒。

《话雨楼法帖》,八卷,嘉庆二十三年( 1818 )华阳卓秉怡撰集,金陵周玉堂等摹勒。此帖八十一种,皆永瑆书,临古、自书各半。此刻出自双钩,故精美在诸刻之上。

《快霁楼法帖》,四卷,嘉庆二十三年( 1818 )华阳卓秉怡摹勒,皆永瑆书,共十八种,卷帙虽少,精美不让前帖。

《诒晋斋法书》,十六卷,嘉庆二十四年( 1819 )金匮钱泳摹勒,共刻永瑆书六十二种。临古与自书各半。永瑆以书名于时,钱泳又工于摹勒,故此帖刻成后,海内风行,翻版者众。

另《抢冲斋石刻》,嘉庆二十五年( 1820 ),共十二卷,以赵孟頫、董其昌二家墨迹为主,后二卷为成亲王永瑆所书。《雍睦堂法书帖》中也有成亲王法书册。

《中国书法鉴赏大辞典》中收入成亲王永瑆的楷书作品《临欧阳询楷书轴》,十二行共二百四十六字,今藏天津市艺术博物馆,刊于《文物 ·书法丛刊》。评者谓其虽是临欧阳询,实“貌合神离”,因掺入了赵孟頫的娟秀与俊逸,更显得“温文尔雅,循规蹈矩。”其《楷书立轴》,四行共七十五字,刊于日本《明清书道图说》。评者谓此书堪为成亲王的楷书代表作,尤能得欧阳询法,“笔力遒劲瘦硬,出规入矩,洒落超然,笔墨蕴籍”,“笔致流丽,书体典雅,古韵浓郁,又有新意,功力深刻。”《中国书法今鉴·碑帖印谱》中收入了成亲王小楷《群仙赋》, 1971年台湾文化图书公司出版。《成亲王临化度寺碑墨迹》,1916年刻。收入《中国书法鉴赏大辞典》的永瑆行书作品有《题画菊扇面诗轴》,为七言律诗,五行共五十九字,刊于日本《中国书道全集》。评者谓其:“清疏灵秀”,章法上体现了“行楷间出的节奏”。其中的楷法“笔画瘦硬挺峭,行距疏朗,终不离欧阳询和赵孟頫的影响。”《秋日坐雨得友人书诗轴》,为五言诗一首,五行共六十二字,刊于日本《中国书道全集》。评者谓此书章法仍体现着行楷相间的风格,“出现二、三个正楷字后,接着三、五个行书字,加之墨色的协调,行款的齐整、疏朗,给人以灵秀、温润的美感。”《中国书法鉴赏大辞典》还收入了其行书《赠张良臣诗轴》,为七言绝句一首,四行共二十八字,辽宁省博物馆收藏,刊于日本《中国书道全集》。

另外, 1971年台湾文化图书公司出版了《成亲王书归去来辞》,1986年巴蜀书社出版了《成亲王书竹枝词》。《近代碑帖大观》还收入了《成亲王书多心经》,《楹联墨迹大观》收入了成亲王的《楷书七言联》“青李来禽书旨邃,荔枝卢橘赋才多”。

铁保,清乾隆十七年——清宣宗道光四年( 1752-1824 )。满洲长白山人,正黄旗。字冶亭,号梅庵、怀清斋,先世觉罗氏,后改楝鄂氏。世为将系,折节诗书,乾隆壬辰年( 1772 )进士。历官吏部主事、员外郎、侍讲学士、侍读学士、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盛京兵部、刑部侍郎,正蓝旗满洲副都统、漕运总督、广东巡抚、两江总督、喀什葛尔参赞大臣、浙江巡抚等。每慷慨论事,高宗谓其有大臣风,及居外任,自欲有所表现,居傲,后以措施失当被黜。

铁保少以诗名,与百龄、法式善称“三才子”,优于文学,词翰并美,曾为“八旗总裁”。王昶《湖海诗传》谓:“冶亭尤工书法,北人论者,以刘相国石庵、翁鸿胪覃溪及君(铁保)为鼎足。”《铁公神道碑》谓其:“楷书模平原,草法右军,旁及怀素、孙过庭。临池之工,天下莫及。”铁保除擅长词翰外,还兼善画梅,有人作诗曰:“嘉道书名号四家,冶亭兼善点梅花。晏殊子弟多才艺,不咸山高灿彩霞。”铁保著有《怀清斋全集》、《白山石介》(仁宗赐名《熙朝雅颂集》)、《淮上题襟集》等。《清史稿》卷三百五十三有传。

铁保的传世书迹也甚多,集中收入个人丛帖,如《怀清斋手临各家法帖》,嘉庆二十一年( 1816 )刻,其子瑞元撰集,吴县支云从镌。前四卷临唐太宗、唐玄宗、欧阳询、褚遂良、颜真卿、怀仁、孙过庭、怀素,宋苏轼、米芾诸家。续二卷临钟繇、王羲之、王献之等,全帖共临书四十七种。可见其临池功夫之深。又《雍睦堂法书》,民国三十一年( 1942 )刻,其中有铁保的《与法梧门尺牍》。

《中国书法鉴赏大辞典》收入其三幅行书作品,一件是《平定州修石路记》,书于嘉庆十八年( 1813 ),十二行共六十二字,日本兵库黑川古文化研究所藏,刊于日本《中国书道全集》。评者谓此书:“楷中掺行,静穆醇厚,结体稳重,用笔随和,笔画凝重饱满,分布均匀。但终未摆颜体窠臼,实不能与刘墉、翁方纲并论。”第二件是行书《漫录诗轴》,四行共六十五字,刊于日本《明清书道图说》。评者谓此书:“运笔圆劲,挥洒自如。”“强调整体气势,布局生动活泼,疏密有致,变化丰富,有宽博、自然、丰厚之感。”第三件是《行书七言联》,辽宁省博物馆藏,刊于日本《中国书道全集》,前两件行书作品以颜体风格为多,此联兼用晋唐笔法,评者谓其“濡足浓墨写出的字,结构紧密,点画厚实俊美,线条舒畅圆满。”

另《历代名人楹联》收入了铁保的《行书八言联》“让人上人抑我益我;有酒吃酒读诗学诗。”与《行书七言联》“岚阳云村伊川月,灵运诗篇逸少书。”此二联皆能融晋、唐神韵,大家风范,堪与翁、刘及成亲王并列。

伊秉绶的书法艺术

伊秉绶,清乾隆十九年——嘉庆二十年( 1754-1815 ),号墨卿、默庵。福建汀洲人,故人又称“伊汀洲”。其父伊朝栋,乾隆三十四年( 1769 )进士,历官刑部主事、御史、光禄寺卿。史称伊秉绶“通程朱理学,幼秉庭训,从师阴承方,讲求立心行己之学。”后受大学士朱珪的常识与纪晓岚的器重,拜纪为师,又拜当时最负盛名的书法家刘墉为师学书法。伊秉绶为乾隆五十四年( 1789 )进士,历任刑部主事,后擢员外郎。嘉庆四年( 1799 )出任广东惠州知府,因与其直属长官、两广总督吉庆发生争执,被谪戍军台,诏雪后又升为扬州知府。在任期间,以“廉吏善政”著称。嘉庆七年( 1802 ),伊秉绶 54 岁时,因父病死,去官奉棺回乡,扬州数万市民泣泪送别。伊秉绶本人于 1815 年去世,时年 62 岁。之后扬州人为仰慕其遗德,在当地“三贤祠”(祀欧阳修、苏轼、王士祯三人之祠)中并祀伊秉绶,改称“四贤祠”。

伊秉绶生前善书,兼喜绘画、篆刻,亦工诗文。《清史列传》谓:“秉绶工八分隶。”《国朝先正事略》谓其“隶书愈大愈见其佳,有高古博大气象。”与邓石如并称“南伊北邓”,又与桂馥齐名。以其“隶书超绝古格,在清季书坛放一异彩”而被后人瞩目,评价甚高。清《昭代尺牍小传》谓“墨卿书似李西涯,尤精古隶,独不喜赵文敏,盖不以其书也。”焦循《雕菰楼集》谓“公之起居言笑,蔼然君子儒也。时濡墨作隶书,如汉魏人旧迹。”赵光《退庵随笔》谓:“伊墨卿、桂未谷出,始遥接汉隶真传。墨卿能脱汉隶而大之,愈大愈壮。”蒋宝龄《墨林今话》谓:“(伊秉绶)尤以篆隶名当代,秀劲古媚,独创一家,楷书亦入颜平原之室。”何绍基《东洲草堂诗抄》赞伊秉绶:“丈人八分出二篆,使墨如漆楮如简。行草亦无唐后法,悬崖溜雨弛荒藓。不将俗书薄文清,觑破天真关道眼。”包世臣《艺舟双楫》谓:“余初识宁化伊墨卿太守秉绶于袁浦。墨卿,刘诸城之弟子也。因曾问诸城法,太守曰:‘吾师授法曰:指不死则画不活。其法置管于大指、食指之尖,略以爪佐管外,使大指与食指作圆圈,即古龙精之法也。其以大指斜对食指者,则形成凤眼,其法不能死指,非真传也。”王椒畦诗曰:“墨卿作书亦如画,笔墨之外能通神。”杨守敬《学书迩言》谓:“墨卿八分书根柢汉人,行书学李西涯,尤为超妙。”向燊说:“墨卿楷书法《程哲碑》,行书法李西涯,隶书则直入汉人之室。即邓完白亦逊其醇古,他更无论矣。”李宣龚云:“汀洲书法出入秦汉,微时所作篆隶有独到之处。即其行楷,虽发源于山阴、平原,而兼收博取,自抒新意,金石之气,亦复盎然纸上。”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谓:“汀洲精于八分,以其八分为真书,师仿《吊比干文》,瘦劲独绝。”近人马宗霍《霋岳楼笔谈》谓:“世皆称伊汀洲之隶,以其古拙也。然拙诚有之,古则未能。独其以隶笔作行书,遂入鲁公之室。”沙孟海说:“伊秉绶是隶书正宗,康有为说他集分书之大成,很对。其实,他的作品无体不佳,落笔就和别人分出仙凡的境界。”

其传世的主要墨迹见于《默庵集锦》, 1971 年台湾大众书局出版有《清伊秉绶作品集》, 1984 年 10 月上海书店出版了《伊秉绶隶书墨迹选》。虽然他四体俱能,但以隶书为最。其隶书为汉碑中雄伟古朴的一类。仅在上海书店出版的《隶书墨迹选》中即收有其临写的《裴岑》、《韩仁铭》、《尹宙碑》、《孔宙碑》、《张迁碑》、《衡方碑》等。尤其得力于《衡方碑》,据伊秉绶《留春草堂诗抄》可知他临写《衡方碑》多达百遍。融先秦篆籀、汉魏砖瓦及颜体气象于一炉,而自成一家。

其隶书对联传世者甚多,如嘉庆三年( 1798 )书写的三言联“志于道,时乃功。”嘉庆四年( 1799 )书写五言联“清光宜对竹,闲雅胜闻琴。”嘉庆八年( 1803 )书写的五言联“政声韩吏部,经义董江都。”嘉庆九年( 1804 )书写的五言联“从来多古意,可以赋新诗。”嘉庆十年( 1805 )书写的四言联“变化气质,陶冶性灵。”(以上见于《中国书法文化大观 ·伊秉绶的书法艺术》)。又首都博物馆收藏、刊于《中国古代书画图目》的五言联“由来意气合,直取性情真”和赠诒元九兄世讲联“崇情苻远迹,精理亦道心”,刊于日本《中国书道全集》的七言联“三千余年上下古,一十七家文字奇”等。

除对联外,其传世的隶书作品还有刊于日本《综合书道大辞典》的《晋书刘毅传句轴》,刊于日本《明清书道图说》的《魏舒传语轴》,日本京都博物馆收藏,刊于日本《中国书道全集》的《节临汉衡方碑》。

从其诸联中可以看到,古今评者所谓其善写隶书大字“愈大愈壮,气势恢宏”的特点比较明显,评其诸隶书作品多有“方严、奇肆、宽博、恣纵”的特点。评者又誉其书法:“中锋行笔,藏头护尾,法度森然”、“笔画粗细大致均匀,圆润率直,古趣盎然”、“笔力雄健,秀挺清劲”、“精壮古拙,横平竖直”、“仪态敦厚,骨气洞达”、“格调高雅,饶有神韵”、“古茂浑朴,空灵逸宕”、“富有金石气、庙堂气”等等。

其传世的行书作品有《节临唐宋人书屏》十二行,共一百二十八字,上海博物馆收藏,刊于日本《中国明清书法名品图册》。《临柳公权尺牍轴》,书于嘉庆三年( 1798),四行共八十六字,刊于日本《中国书道全集》。《自书诗册》,六行共四十一字,辽宁省博物馆收藏,刊于日本《中国书道全集》。《七绝诗轴》,六行共四十五字,刊于日本《明清书道图说》。《行书老子语轴》,三行共十作字,刊于日本《中国书道全集》。又《中国书法今鉴》收入了《南园先生行书杜诗册》,民国二十年(1931)震亚图书局据瓶斋主人藏墨迹影印。

伊秉绶生前曾临写唐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柳公权等人的小楷,颜真卿的大楷,及《兰亭序》等,打下了其行楷基础。在嘉庆三年所书的行书作品“绝无人到处”已始见其独特风貌。到嘉庆十年所书的行楷对联“立脚怕随流水转,居心学到古人难”已形成他“古拙逸宕,姿态横生”的书风。评者谓其行楷亦能“兼收博取,自抒新意”、“行笔以隶法为之”、“篆籀金石气溢于字里行间”、“遒劲妍美,收纵自如,极具个性”、“多得鲁公遗韵,骨力内含”。

评者谓其行书“笔笔中锋,不露圭角,蕴含凝重,行笔无不如意。”是与他平日苦苦练笔分不开的。据谢章铤《睹棋山庄词话》载:“墨卿每朝起学笔画数十百圈,自小累大,至匀圆为度。盖谓能是,则作书腕自健。”评其《节临唐宋人书屏》四条中第一屏(行楷)“工稳齐整、端庄大方”,“凝敛宽博”,“沉稳中见洒脱,断而不离、和而不流”,“异中求同,同中求异”。评其四条屏中的第二屏(行草书)是典型的碑帖结合的代表作,“既能恣意纵横,外柔内刚,又显得潇洒飘逸,随意自然,体现了他为人正直与较豁达的性格。”评其《临柳公权尺牍轴》:“既有雄厚刚健的笔调,又有灵动朴茂之趣。”评者又认为:“从整体看来,其行书神貌颜体居多,又有杨凝式、林和靖、董香光的遗风,不愧为清中期书坛的大家。”

何绍基书法艺术概述

何绍基,清嘉庆四年——同治十二年(1799-1873)。字子贞,号东洲,又号蝯叟,湖南道州(今道县)人。道州何氏,百余年来,一门风雅。何绍基于道光十一年(1831)随父何凌汉试学浙江,为湖南乡试解元,道光十六年(1835)进士。入翰林院庶常馆,三年后散馆,授编修。历充文渊阁校理、国史馆协修、提调、英武殿总纂。后任福建、贵州、广东乡试、四川学政等。咸丰二年(1852)在任四川学政期间,力主整顿改革,建树甚多,深得民心。因直陈时弊、奏参督抚,得罪权贵,于咸丰五年(1855)被免去学政。自此绝意仕进,执教课徒,先后主讲山东泺阳书院、长沙城南书院,长达十一年之久。同治九年(1870)主苏州、扬州书局期间,校勘《十三经注疏》,于1873年病逝于苏州。
 
何绍基生平好学,博览群书,旁及金石碑版文字、六经子史,皆有著述。尤精小学,旁及历朝掌故。著有《惜道味斋经说》、《说文段字驳正》、《东洲草堂诗集》、《东洲草堂金石跋》、《东洲草堂文抄》等,《清史稿》卷四百八十六有传。史称其“书法具体平原,上溯周秦、两汉古籀、篆,下至六朝南北碑,皆心摹手追,卓然自成一家,草书尤为一代之冠。”
 
其子何庆涵在《先府君墓表》中说其父:“生平于诸经、说文考订之学用功最深。文章师马、班、昌黎;诗宗李、杜、韩、苏诸大家。书法渊源篆、分,下逮率更父子、鲁公、北海、东坡,神明众法,自成一体。旁及金石、图画、摹印、测算,博综覃思,实事求是。”对其书法众评甚高,谭泽闿谓:“先生与前南园、刘石庵和翁松禅并为清代四大家。”《息柯杂著》谓:“贞老书专从颜真卿问津,积数十年之功力,探源篆隶,入神化境,晚年尤自课勤甚。”《奕人传》谓其:“有清百余年一人。”曾国藩在《曾文正家书》中说:“子贞之学,长于五事,一曰仪礼精,二曰汉书熟,三曰说文精,四曰各体诗好,五曰字好。渠意皆有所传于后,余观之,字则必传千古无疑矣。”
 
对其学书过程,众说纷纭。徐珂《清稗类抄》谓:“子贞太史工书,早年仿北魏,得《玄女碑》,宝之,故以名其室。通籍后始学鲁公,悬腕作藏锋书,日课五百字,大如碗。横及篆、隶,晚更好摹率更,故其书沉雄而峭拔。行书体尤于恣肆中见逸气,往往一行之中,忽而似壮士斗力,筋骨涌现;忽而又如衔杯勒马,意态超然,非精究四体,熟谙八法,无以领其妙也。”杨守敬《学书迩言>谓:“子贞以颜平原为宗,其行书如天花乱坠,不可捉摸。篆书纯以神行,不以分布为功。隶书学《张迁》,几逾百本。论者知子贞之书,纯以天分为事,不知其勤笔有如此也。然学之而不免于轻佻者,以胸襟自劣于子贞也。”
 
近人马宗霍《霋岳楼笔谈》谓:“道州早岁楷书学兰台《道因碑》,行书宗鲁公《争座位帖》、《裴将军诗》,骏发雄强,微少涵淳,中年极北碑,尤得力于《黑女志》,遂臻沉着之境。晚喜分篆,周金汉石,无不临摹,融入行楷,乃自成家。”又“小真书由《麻姑仙坛》入《黄庭》、《乐毅论》,神和气厚。”
蝯叟自云:“东京石墨皆我师。书法须自立门户,其诣在融铸古人,自成一家,否则习气未除,将至性至情,不能表现于笔墨之外。”又云:“余肆书泛滥六朝,仰承庭诰,为以横平竖直为律。”凡东汉名碑,何氏临写殆尽且一临再临,有的多达百余通。其临帖不重形似,惟注意神韵的摄取。1926年商务印书馆《蝯叟临汉碑十种》,1983年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何绍基临礼器碑》,1984年出版《何绍基临张迁碑》,1988年河南美术出版出版《何绍基临石门颂残本》,1989年上海书店影印出版《何子贞临衡方碑》。
其篆书出自周秦篆籀,极重气韵,晚年所临《楚公钟》、《毛公鼎》等皆自出机杼。其五十二岁时所书其母《廖太夫人墓表, 》共四百二十字,另篆额大书十八字。一作篆体,一效颜法。评者谓此墓表:“与其父《神道碑》皆精整无比。用笔圆润而婉丽,线条挺拔,姿态多变。结字丰腴遒劲、典雅,给人以豪肆肃穆之感。”
 
其楷书早年从颜真卿书入手,《中国书法文化大观•何绍基的书法艺术》谓:“其所以宗颜真卿,不仅爱其书格,尤重其人品德。他(此作)说‘颜书虽天分稍逊右军一筹,而真力弥,浑然天全。去今尚近,完好宜摹,且鲁公为人刚劲不阿,观其书如睹其人。吾爱其书格之高,实仪其立身之峻。’”在其跋颜书《中兴颂》有句:“唐人书易北碑法,惟有平原吾所师。”其传世的楷书有其四十一岁所书的楷书八言联及“安得仙人九节杖,状哉昆仑万丈图”楷书七言联。此外,他还用楷书写了不少碑文,有为其父何凌汉写的《神道碑》、《何凌汉碑文》、《谕祭何凌汉碑文》以及《两江总督陶澍碑文》、《谕祭陶澍碑文》、《陶澍入祀名宦并建专祠碑文》、《涿州药王庙碑》等,以上皆为颜体楷书,评者谓其此类楷书“古厚盘礴,笔力沉雄,结体丰腴,给人以雍容壮美之感。”其中《何凌汉神道碑》是三千二百余字的巨制。《涿州药王庙碑》在颜体基础上又有北碑的遗风余韵。
 
在习楷书的过程中,何绍基还曾多次临写欧阳通的《道因碑》,在其传世的五言联“鹏鹗厉羽翼,龙鸾炳文章”和同治八年(1869)所书吴敏树撰《新修吕仙亭记》,二者都有《道因碑》笔意,评者谓其:“戈戟森森,锋颖四出,厚劲坚凝,雄健深雅。”后者是其七十岁时的手笔,精神面貌不减当年。
 
其传世的小楷有道光十七年(1837)至二十六年(1846)所书的《册封琉璃赋》、《黄庭内景玉经》、《黄庭经》与咸丰七年(1857)所书的《黄孝子传》等。另有据霍邱裴氏《壮陶阁帖目》所栽的小楷题跋以及《佛遗教经》、《黑女志》、《法华寺碑》、《黄石斋尺牍》中的小楷题跋。另有道光二十六年(1846)何氏四十七岁时所书《小楷册》,张古虞藏,同治四年(何氏六十六岁时),张氏曾出此册向何氏本人索题,何氏得观二十年前之自书小楷,有感何题曰:“东华散直惜局诸,细楷精严韵颇余。廿载故吾来眼底,梅花绕几墨初香。”可以想见该册小楷之精妙。评者谓:“何氏小楷,实从《麻姑》入,《黄庭》、《乐毅论》,故能神和气厚。从规矩入又从规矩出,作字既熟,虽不能比龙跳虎卧,但也非流俗笔可比。”另1971年台湾文化图书公司出版了《何子贞小楷真迹》,1987年荣宝斋出版了《何子贞楷书前后赤壁赋》,1988年四川美术出版社出版了《何绍基大楷》。
 
其传世的行草书有不少对联,如《中国鉴赏大辞典》所收的行草书七言联:“日暮青天犹过雁,雪消新水欲生鱼。”评者谓其:“援篆入行,蕴诸内而行诸外。行笔自然而不做作,笔画拙朴而不弄巧。”《赠竹虚世兄七言联》刊于日本《中国书道全集》,文为“盆草无言传腊雪,岭梅有信到书灯。”比前联用笔略较纤细、潇洒,评者谓:“此幅作品最为突出的是其笔法上的灵活多变,时楷时行,或篆或隶,别具韵味。”刊于日本《中国书道全集》的《山谷题跋语四条屏》颇能代表何氏行草书的特点,评者谓:“ 深得颜真卿及《张黑女墓志》之神韵。惊矫纵横,不可端倪。在圆浑自如的运笔中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且甚得北魏碑版遒厚精古之风。”其中年所书行草书《苏东坡语八条屏》,共一百五十五字,被誉为“似高山银瀑,一泻千里。”其晚年所书《题李伯时画》巨轴,十二行共九十六字,评者谓:“似直非直,似斜非斜,用笔遒劲古拙,婉转流利,且篆分笔法掺杂,落笔跃跃飞动,圆劲挺秀,变化多姿。”1916年有正书局出版了《何蝯叟行书墨迹》。
 
刊于日本《中国书道全集》的有《行书七言联》:“明月同行如故友,异书难得比高官。”评者谓:“此联与前二幅不同的是,何氏自谓其结字一贯是横平竖直,此联则一反常态,意态险峻,非斤斤于一笔一画也。”另《历代名人楹联墨迹》还收了他的《行书七言联》:“因山作舍坐逊此,激水为湍俛听之。”《行书八言联》:“如写阳春识者已领,若纳水輨来之无穷。”《行楷五言联》:“但道桑麻长,而无车马喧。”《楹联墨迹大观》还收入了他的《行楷五言联》:“江山开眼界,风雪炼精神。”
 
其传世的隶书墨迹颇多,《历代名人楹联墨迹》所收入的五言联有:“驾言登五岳,游好在六经。”“六书许祭酒,三礼郑司农。”七言联有:“灯前红豆尚书句,眼底青山小谢诗。”八言联有:“天下文章莫大乎是,一时贤士皆从之游。”九言联有:“郭令公大富贵亦寿考,欧阳子蓄道德能文章。”曾农髯谓:“本朝言八分,伊、邓并称。伊守一家,尚涵书卷之气;邓用偃笔,肉丰骨啬,转相抚效,习气滋甚。道州以不出世之才,出入周秦,但取神骨,驰骋两汉,和以天倪。当客历下,所临《礼器》、《乙瑛》、《曹全》诸碑,腕和韵雅,雍雍乎东汉之风度。及居长沙,临《张迁》百余通,《衡方》、《史晨》又数十通,皆以篆隶入分。”马宗霍说:“真能集分之成者,惟何蝯叟。每临一通,意必有所专属,故一通有一通独到之处,积之既久,各碑神理,皆得之于心而应之于手。及乎自运,奔赴腕下,不假绳尺,和以天倪。”
 
1982年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有《何绍基墨迹选汇(一)、(二)、(三)》,1932年震亚图书局据李梅庵藏本石印出版了《何子贞四种》。
 
清代中期的倡碑者阮元及其书论
 
阮元,清乾隆二十九年——道光二十九年(1764—1849)。字伯元,号芸台,又自号雷塘庵主、晚号颐性老人、揅经老人。江苏仪征人。乾隆五十四年(1789)进士,历官编修、詹事,山东、浙江学政,河南等省巡抚,内阁大学士等,加太子少保、太保街、谥文达。为乾、嘉间的著名学者、朴学大师、书法家。精研经书与金石文字。曾在杭州创立诂经精舍,又在广州创立学海堂,主编《经籍纂诂》,校勘《十三经注疏》,汇刻《学海堂经解》,著有《揅经室集》、《石渠随笔》、《畴人传》、《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等。其《揅经室集》中的《南北书派论》与《北碑南帖论》对晚清尊碑之风有深刻的影响。《清史稿》卷三百六十四有传。
 
其传世的书迹以隶书和行书为主。
 
《中国书法鉴赏大辞典》收入了他的隶书七言联“宜今宜古宜风雅,半耕半读半经廛。”乃其晚年用描银绿粉笺书写的,上海博物馆藏,刊于日本《中国明清书法名品图册》。《楹联墨迹大观》收入了他的隶书八言联“砥德砥才增容益誉,架福乘风长寿永乐。”评者谓:“此联用笔劲健醇雅,力求清古厚重。”方朔《枕经堂题跋》跋《石门颂》说:“此碑近日学者少,得者益少。姜玉谿先生藏有阮文达公旧赠一联,波澜无二,始知公之寝馈此刻者久矣。”其实他不仅热衷于《石门颂》。《历代名人楹联墨迹》收入其十六字隶书长联“左传云养福书范之福身其康养者以之,礼记日期颐易卦之颐口实期焉而已。”从此联落款得知是道, 光戊申(1848)即道光二十八年(他去世前一年)所书,与前联书风迥然不同。后一长联似更多受伊秉绶书风的影响。《鉴赏大辞典》还收入了他的隶书作品《节临乙瑛碑轴》四行共三十七字,刊号日本《明清书道图说》。评者谓:“其隶书有深厚功力,结体端庄,骨肉匀适,秀丽清劲,法度甚严。”“虽有自己特征,又不失《乙瑛碑》的原来面貌。”方朔在其跋《百石卒史碑》中又说:“阮文达公中年亦力学此碑……西湖之‘诂经精舍’横额擘窠四大字,纵横排宕,无一不神会此碑也。”可见他不仅曾涉猎汉隶诸碑,还从当代隶书名家中汲取营养,其隶书作品风格也不断变化。
 
其传世的行书作品,仅在《鉴赏大辞典》中就有数副,如《行书诗稿》十三行,共七十二字,刊于日本《江南游》。《百玲珑石诗轴》,用冷金笺纸所书七言律诗一首,四行共八十字,二者皆刊于日本《中国书道全集》。《望君山庐山雪诗轴》也是冷金笺纸所书,五言律诗二首,四行共八十六字。赠山民待诒翰林七言联“叙出玉台徐孝穆,吟成渔具陆天随。”刊于日本《明清书道图说》。用花笺纸所书的《致四弟尺犊》一则,共八十五字,日本京都国立博物馆藏,亦刊于日本《中国书道全集》。评者谓其行书“字格纯正,书卷气很浓。”其诗稿、翰札这一类随手写出来的作品,也能尽变化于毫端。正如苏东坡所说:“无易于佳乃佳。”评其《百玲珑石诗轴》“好像醉心于诗境而无心于诗,诗中古柏、奇峰、清流、怪石在一轮明月照耀下,显得那样幽雅,给人一种奇妙深邃的感受。书中字字独立,或凝重、或飘逸,笔断意连,各俱神态,意蕴清远,与诗意相得益彰,浑然一体,是一幅成功的佳作。”评其行书联“笔力惊绝,纵横不羁,洋洋洒洒,天然成趣。虽属行楷,但其用墨浓淡的处理与笔法的变化加强了字与字之间的气韵连贯与整幅作品的节奏感。”阮元的行书虽源出晋唐,但能学古而化,独出风采,驾驭笔墨,运用自如,可谓善学者也。
 
阮元在书法上的贡献,更主要的是其《南北书派论》和《北碑南帖论》两篇书论。见于《揅经室集》和《历代书法论文选》。
 
《南北书派论》约完成于1814年前后。钱泳在其《履园丛话》中谓:“嘉庆甲戌年三月,余至淮阴谒芸台先生时,先生出示《南北书派论》一篇。”从而得知阮元此篇完成的大约时间。该论开始即说:“书法迁变,流派混淆,非溯其源,曷返于古?”随后即说:“正书、行草之分为南北两派者,则东晋宋齐梁陈为南派,赵燕魏齐周,隋为北派也。南派由钟繇、为瓘及王羲之、献之、僧虔等,以至智永、虞世南;北派由钟繇、卫瓘、索靖及崔悦、卢谌、高遵、沈馥、姚元标、赵文深、丁道护等,以至唐初欧阳询、诸遂良。”又说:“南派不显于隋,至贞观乃大显。然欧、褚诸贤,本出北派,洎唐永微以后,直至开成(即唐高宗李治至唐文宗李昂),碑版、石经尚沿北派馀风焉。南派乃江左风流,疏放妍妙,长于启牍,减笔至不可识,而篆隶遗法,东晋已多政变,无论宋、齐矣。北派则是中原古法,拘谨拙陋,长于碑榜,而蔡邕、韦诞、邯郸淳、卫顗、张芝、杜度篆隶、八分、草书遗法,至隋末唐初,犹有存者,两派判若江河。”                                    
 
既然早就有南北两派之分,为什么阮元还提出南北书派的理论呢?大约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虽然隋唐以前客观上已有南北书派之分,正如阮元所说:“唐初,太宗独喜王羲之书,虞世南最为亲近,始令王氏一家兼掩南北。”唐代书论家窦泉《述书赋》所列自周至唐的二百零七位书法家,其中列南朝晋宋齐梁陈一百四十五人,隋五人,唐四十五人。北齐只列一人。形成唐代“慕羲、献者,唯尊南派”的情况。
 
(二)赵宋时期,《阁帖》盛行,不重中原碑版,于是北派愈微,书坛上几乎没有北朝书家的地位。又如阮元所说:“宋以后学者昧于书有南北两派之分”。只要提到唐初书家,就“举而尽属羲献。”
 
(三)唐宋以来,北方与中原的碑碣不受重视,所谓“任其薶蚀”。清代乾嘉之间,北碑出土日多,学者开拓了眼界,对北碑有了新的认识,阮元就是其中之一。自谓“我朝乾隆、嘉庆间,元所见所藏北朝石碑,不下七八十种。其尤佳者,如《刁遵墓志》、《司马绍墓志》《高植墓志》、《贾使君碑》、《高贞碑》、《高湛墓志》、《郑道昭碑》、《武平道兴造像药方记》、建德、天宝诸造像记、《启法寺碑》、《龙藏寺碑》等。直是欧、褚所由来,岂皆拙书哉。
 
(四) 唐宋以来,书史上所见方北朝著名书家极少,但在北朝正史上有名的书家却很多。阮元受其当时考据学风的影响,从《北史》、《魏书》、《齐书》、《周书》、《水经注》、《金石略》诸书中考查出北朝书家八十余人。并谓“此中如北魏崔悦、崔潜、崔宏、卢谌、卢邈皆世传钟繇、卫顗、索靖之法。北齐姚元标亦得崔法,且很有影响。如《颜氏家训》说:“北朝丧乱之余,书迹鄙陋,惟有姚元标以工于楷隶,留心小学,后生师之者众。齐末秘书缮写,贤于往日者多矣。”北周冀儁、赵文渊亦皆为名家。又据其考证,北朝著名书家中,碑榜外善草隶(章草)者有刘懋、沈法会、庾道、王由、裴敬宪、张景仁、萧慨、萧撝、源楷、柳宏、虞世基、虞绰、房彦谦、杨素、窦琎等。此外,还说高遵颇有笔札,刘仁之工真草,刘逖工草书,薛慎善草书,卢昌衡工草行书。阮元谓:“凡此各正史本传,无一语及于师法二王者。”
 
《北碑南帖论》主要论述了北派以碑刻为主,南派以帖学为盛的情况。所谓“古石刻纪帝王功德,或为卿士铭德位,以佐史学,所以古人未有不托金石以传者”。“前后汉隶碑盛兴,书家辈出,东汉山川庙墓无不刊石勒铭,最有矩法降及西晋、北朝、中原汉碑林立,学者慕之,转相摹习。是以北朝书家,史传称之,每曰“长于碑版”。
 
“南帖盛行,始于晋室南渡,以《宣示表》诸迹为江东书法之祖。然衣带所携者,帖也。帖者,始于卷帛之署,后世凡一缣半纸珍藏墨迹,皆归之帖。南朝敕禁刻碑之事,是以碑碣绝少,惟帖是尚。”
 
阮元这两篇书论可以说是姊妹篇,对同时代的钱泳及晚于他的包世臣、刘熙载、康有为等皆有启迪,反映在这些人的书论,如钱泳的《书学》、包世臣的《艺舟双楫·历下笔谭》、刘熙载的《艺概·书概》和康有为的《广义舟双楫》中,可见,阮元堪称清代中期的倡碑者或清代倡碑的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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